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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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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4）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么？”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做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成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于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的一包糟糕，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