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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和昔日的记忆终于一致起来，“架场君？”

“久违了。”说着，他向在柜台里笑嘻嘻地眯缝着眼睛看着我们交谈的老板又要了一份咖啡，坐到我在的桌子前。

“时隔多少年啦？已经十六七年了吧。好像瘦多了。”

笔直地放下的话，好像会够到嘴边的长长的前发，被草草地梳向一旁。在它的下面闪闪发亮的一对小眼睛、端正的鼻梁、嘴唇薄薄的略为大的嘴巴……

留在我记忆中的架场久茂的模样儿是一个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不过这男子确实是架场久茂。

“在静冈呆到什么时候？来京都是什么时候？”他一面眨巴着像绿豆一样的眼睛，一面怀念似的问我道。

“7月初来这儿的。”

“住在这附近？”

“是的。”

“那，嗯，说不定是那里吧，那栋叫‘绿影庄’的洋房旁的……”

“你知道？”

“嗯。”他点了点头，“我朋友的家就在那附近，我常路过那里。是栋老洋房，不管愿不愿意都会引起你注意吧？发现建在同一地皮上的平房贴着写有‘飞龙’的名牌，因为这名字很少见嘛，所以不由得放在了心上。”

（那说不定……）我想起了7月初来这城市时，第一次进那栋洋房时的事。

当时——让母亲先回正房，我独自上二楼的凉台时——站在门前看着建筑物的黑衣服的人影，那也许就是他，所以他那伫立着的样子与我记忆的什么地方产生了共鸣……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问。

“修学院一带。”他答道。是比这儿更北的一个地方，“这店的老板，是大学的老前辈，所以常来这儿。当然，平日里来这儿要更晚一些时候。”

架场久茂是我自小学时代起的朋友，可以说是童年的朋友。初中和高中都进了静冈的同一所学校，但两人更加亲密交往，我想是在高中同一个班级的时侯。高中二年级的冬天，他突然转校了。这么说来，记得好像是搬到了关西。

“现在呀，我在Kxx大学文学部当助教，是个不足道的打杂工——你在干什么？”

经他一问，我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个——没有就业，算是个画画的。”

“啊，是吗？”架场并没有露出诧异的神色，“记得你说要上美术大学，从小你画画就很好……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你画的画哪幅都是奇怪的画嘛——已经结婚了吗？”

“和母亲两人生活。”

“没有唠唠叨叨地叫你快结婚？”

“并没有。”我慢慢地摇了摇头，“你呢？”

“我？”架场伸了伸像猫一样团着的背，耸了一下肩，“暂且以独身主义者自居，但最近亲戚们都用白眼看我了。”

高中毕业后我就上了东京的M美术大学，过了四年的寄宿生活，大学毕业后便回到静冈的老家，一直画着没有打算换成钱的画。

池尾母亲和父亲都并没有想责备这样的“儿子”。我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内向，非常怕与人交往，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理解我。当然，这是我当时就知道的，飞龙家，即我的亲生父亲高洋，给池尾家寄来了一笔相当数额的钱作为我的抚养费。我想如果没有这笔钱，我的处境可能自然就不同了。她尾父亲死后我也依然体弱多病，屡屡病倒，让母亲操尽了心。

在看得到海的建在高岗上的家里，我度过了孤独的20多岁的这段岁月，除了学生时代的朋友偶尔来访以外，也难得与人见面。那是犹如停滞在深湖底部的水一般的又冰冷又宁静的日子。 ※棒槌学堂の　精校E书　※

是与恋爱、结婚这类东西全然无缘的生活。说来绝不是可骄傲的，但也并没有因为此事而感到不如人家。母亲也什么都不说，我想今后也恐怕如此吧。

现在画些什么样的画？有没有举办过个人画展？为何迁到京都来？……仿佛想一举填补十几年的空白似的，架场用怀念的口气接二连三地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按他所问，一一作了回答。

“不过，是那个吧？继承了那么大的家业，俗话说的遗产税什么的，够受的吧？”

“是吧。”我一面将烟灰磕在盛满烟头的烟灰缸里，一面说道，“好像是处理掉了各处的土地什么的。”

“好像是？是你自己的事吧？”

“因为这方面的事大体上都交给母亲去处理了，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嘛。连搬家的手续什么的，也全部交给她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