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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能改。一改就乱了，一改就糟了，一改就无法收场了。因此不敢大胆突破，宁愿按习惯势力走下去。但我们认为习惯势力绝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思想观念必须要打破。如果不打破，我们搞改革开放干什么？第三，某个部门、某个领导按照旧政策发表的个人意见不是按劳分配。在改革开放中，各单位各部门对按劳分配这一课题议论得比较多，某些部门、某些领导还发表了一些意见。因此有的单位就把这些意见当成了分配制度的依据。在我看来，我不能承认这些在改革开放早期发表的这样那样关于按劳分配的意见就是按劳分配，这个观念必须打破。第四，不能把照顾‘左邻右舍’看做是按劳分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早中期，现在很多积极的单位都想在‘按劳分配’上有所突破。因此上层有些领导就提出要照顾到‘左邻右舍’，并把它作为研究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这个观念也要打破。第五，我国长期提倡的雷锋精神并不是按劳分配。有些传统观念认为，全国都在学雷锋，提倡奉献，提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提倡为人民服务，因此要把自己所有的活动都变成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不能计较个人收入的多少。有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只要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了，我们的按劳分配就解决了。这些观念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我们认为，发扬和提倡雷锋精神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公德，一种良好风尚。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党员都应该学习雷锋，提倡无私奉献，为社会多作贡献，多创财富，自己只在奉献中获取一定的报偿。但是，单单强调发扬雷锋精神，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在我国绝大多数人还处于温饱状态时，硬叫人单纯地学雷锋，多干活少拿钱的做法是难以持久的。”

有人又问何大福：“那你认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应当体现那些重点呢？”

何大福说：“刚才讲的五点是实施按劳分配的拦路虎，一定要扫除。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什么叫‘按劳分配’，怎么样才能搞好‘按劳分配’，弄清为什么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配制度上冲破禁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至于有人问及按劳分配应当有哪些重点？我多次说过办好一个企业要有‘三个一’：一个好厂长、一个好产品和一套好机制好方法，其中厂长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企业办得好与坏，厂长的责任重大，因此厂长的权力、利益必须要跟上，使责、权、利三结合。中国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实在太低了，中国的大财团、大集团、大企业的老总们的收入也是太低了，中国像荣毅仁这样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企业家太少了。对此，中国政府要向对待荣毅仁一样，提高企业家和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让更多的荣毅仁式的人物站出来。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富强。我把社会上的人归纳成二种：一种为会花钱的人；一种为会赚钱的人。厂长、经理就是为企业、为当地、为社会赚钱的人，这些人越多，干的事就越多，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在金箔厂有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会赚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花钱的人往后排排’。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却相反，会花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赚钱的人往后排排，赚钱的人的地位不如花钱的人。一般花钱的人在后方，赚前的人在前方。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就会成为拿钱少的人在前方打仗，拿钱多的人在后方供养，中国荣毅仁式的人物就不会涌现，企业也不可能兴旺发达。因此在我们企业，不论是承包企业的厂长，还是联利计奖企业的厂长，或者其他模式企业的厂长，只要是干得好的干部，收入、地位都要得到很大提高。”

一篇传世的论分配“檄文”（3）

会上，有人再问何大福：“你们金箔厂的分配办法有哪些？”

何大福说：“金箔厂确立了一个推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指导思想：干部实行岗位工资加风险责任奖励的办法，并将月度的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到年终还再根据一年的总贡献发放提成奖励；技术人员实行职称工资加项目成果奖励的办法；生产工人一律实行计件工作制加有关补贴的办法。并且，我们将工资、奖金合在一起发放。为了稳定职工情绪、保证改革顺利进展，同时又考虑到国内绝大多数企业尚未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的现状，我们将原来的‘八级工资制’全部放入档案。遇到政策规定调资时照样‘空调’，但并不实发，只有在调离或退休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个‘档案工资’的工资级别才有效。集团领导和各个企业领导人对工资的发放办法，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协商谈判，制定一个明确的合同和协议，把人、才、物，销、供、产，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