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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站出来。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富强。我们当地有一个土话叫‘跩’，书面解释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只有让厂长经理们先‘跩’起来，才能更多地涌现优秀的厂长、经理，带领大家创办企业，创造社会财富。”

何大福继续说：“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过，有些事我想来想去想不通，作为一个企业的厂长，一年为国家创利税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我新家搞装潢，却要找人拉关系，说装好一点，钱收少一点。就这样，还得把各种发票保存好，怕纪委查。事情办过了，住进新居也还整天提心吊胆。这说明我们收入太低，如果我收入高了，装潢这点钱算什么？我还说过：我当个企业厂长，为什么收入不如个体户？为什么不如那些卖盐水鸭的、卖干切牛肉的、卖###的？我认为这不合理。堂堂一个大厂长，老婆买菜没有钱，小孩上学没有钱，这样下去，我整天为这些事烦心，哪有心思研究办厂？一个光明正大的企业厂长，过日子还要求人拉关系，求人情买便宜货，心术不正的人就会跟人谈回扣，导致###，这都是危险信号，所以这个现象要改变。”

何大福举例说：“我认识的一位领导下台前，过年过节土特产吃不了，甚至往外扔。下台的第一年，还有些不忘旧情的人给他送；第二年还有少数朋友送送；到了第三年他得亲自打电话开口要了，基本上有求必送；到了第四年打电话时，人家就开始推托，很勉强地送点过来；到了第五年，下台干部想想算了，老是跟人家伸手要这点东西难看，而且人家脸色又难看，不如花钱到市场上去买。由此可见，我们的分配制度和政策还不完善、不合理、不公正。我们一辈子跟党干，为公有企业奋斗终身，下台后晚景凄凉，什么道理？因此我认为，现行的分配制度严重束缚了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何大福的发言，说得主持会议的唐正书记眼睛一眨一眨的。这何大福，唐书记早已领教过了，他感觉这个人好像是有点“特殊”味儿，不太像个正规干部的“料子”。虽然唐正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兼金陵市委书记，上面对改革的许多新精神也开始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逐步被人们接受，但唐正对何大福说的这些话还是不能接受。他认为这个人观念过激，不像一个共产党干部所应具有的素质。照他这个说法，让企业家“跩”起来，那其他各行各业怎么办？那些党的干部就不是“财富”了吗？散会以后，唐正留住了市委组织部刘部长，对他说：“何大福这个人的提拔要慎重，暂时不要动。”原来，根据中央要求，各地要将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何大福改革事迹突出，将一个手工作坊办成全市重点企业，将原来的市办建邺金箔厂远远抛在了后面，市委组织部已经发现了何大福这个人才，经反复考察，发现他虽然属于“争议激烈”的人物，但主流并没有发现有“重大”问题，于是准备破格提拔他为金东县抓经济的副县长，还准备送他到美国培训一个月。事情一直很顺利，外面的风声都传出去了，没想到何大福这么一讲话，惹起了唐正书记的反感，又一次葬送了何大福升官的机会。

看来，指望政府部门主动提高厂长经理收入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何大福决定还是“自己提高自己”吧。在金箔厂干部职工中，何大福的名言“靠人不如靠自己”深入人心。他常说：“过去我当秘书，老是写稿子给领导作报告，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写报告自己做呢？现在实现了；过去我当工人的时候，都是指望人家发工资，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发工资给别人呢？现在也实现了；过去我当什么干部都是指望别人提拔我，因此我老早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提拔自己呢？”

于是，何大福又一次冒着风险玩起了“自己提拔自己”的游戏。他通过反复测算，大胆提出了一个“按全厂利润3％的标准提成的联利计奖”方案，先在各车间、部室干部会上讨论通过，后在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他在会上说：“现在我们厂各车间、部室承包方案都明确了，新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都实施了，效果很好。可是，我们厂领导怎么办呢？我们与下面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分配也应当不一样。但是，总得有一个办法呀。盖着葫芦摇也不是事呀！我们的收入过低了，家庭的生活解决不了；收入过高了，大家也不服气。我们经过测算，按照3％的标准提成给我发奖金，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副厂长按我的70％发放。”干部会、职代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办法。

从1992年起，金箔厂何大福和他的助手们收入大大提高。随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