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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不大。

1929年“五·一”节前夕的一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因布置“五·一”示威游行事宜，遂与沪中区委书记黄某，相约在丽都剧院碰头。事前，杨殷指定陈赓作掩护。

那天，陈赓身着短装、头戴鸭舌帽，坐在剧院靠近出口的后排望风。当天上演的是卓别林的一部滑稽片，观众们不时为卓别林幽默诙谐的表演报以哄堂大笑。

就在这时，租界的几名巡捕突然包围了现场。一名巡捕高声叫道：

“大家不要惊谎！我们奉上峰命令，在这里搜查开会的###头目，请大家协助！”

观众立时一片混乱，纷纷退场。巡捕们急了，分头堵在出口。

情急之下，陈赓灵机一动，主动站出来充当“鳖脚”，帮巡捕独自看守一个出口。杨殷、黄某趁机从陈赓看守的出口溜走了。

这年（1929年）初夏的一天，陈赓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与同乡王老九邂逅。王老九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久别多年的朋友相聚，自然惊喜万分。陈赓遂邀王老九上一品香茶楼，把盏叙谈往昔的情谊和各自在上海的情况。陈赓只说自己现在恒泰汽车出租公司谋了份差使。王老九告诉陈赓目前暂住大哥家，无固定职业。

王老九叙谈中，无意中向陈赓提到一个人，他说：

“这一向，我因无所事事，有时就随大哥出去拜会一些老乡。其中有个叫杨度的，也是我们湘乡人，挺有名气的，你认识吗？”

“杨度？”陈赓约略知道一些这个人的情况，但绝没想到此人与他竟是同乡，“是不是那个组织筹安会，推举袁世凯废民国立洪宪、弃总统做皇帝的人？”

“正是！正是！”王老九脸上像沾了圣人光似地说，“我随大哥王正奇到过杨度家四五趟，故而对这位大人物有所了解，并知道他的许多轶事。”

“我倒没想到我们穷乡僻壤的湘乡出了这么个大人物。你快说说他的情况。”陈赓感兴趣地请求王老九。

王老九遂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悉数告诉了陈赓。

杨度，原名承瓒，字�NF168�子。他早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先生，但志非道异，口出狂言：“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支持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支持你。”归国后，他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起草报告，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清帝逊位，他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任参政院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1915年8月，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刘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筹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

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1　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虎禅师论佛杂文》。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这时，上海闻人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润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登杨度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通硕大儒竟落到了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者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长。因他创办过《老虎报》，故时人戏称他为“老虎总长”。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名重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