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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频发的形势下，处于与其他大臣同等地位的首相没有任何权威去制止事态的恶化。不仅如此，政党还把统帅权问题在###上加以利用，最终首相主动放弃政治对军事的领导权，导致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其后果是重大而致命的失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6）

统帅权独立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使军事压倒政治，战争则被作为政治的手段，不受政府控制，被军部一手垄断，这让日本再也无法走出战争困境。于是，作为战争的理论，“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被提上议程。该理论认为，日本要把“一直被英美等国支配的大东亚诸民族永久地解放出来，并回归到本然的状态，这是帝国一成不变的大方针”，在此方针下，日本应强行发动“解放大东亚的正义之战”。但是，日本强行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从“日本被侮辱成没有资源的国家”，“谋图征服日本的英美所掌控的重要资源回归到我们的手中”等宣言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夺得南方诸地域的石油、橡胶、锡以及其他重要资源”。

无视实力的国家利益追求与战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以“门户开放”政策进入东亚地区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废除了１９２３年签订的《石井—兰辛协定》，日本同年提出的《帝国国防方针》将第一“假想敌”由俄国变成美国。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国力很弱，却不得不把当时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的美国设定为“假想敌”。这一事实表明，日本在“大陆政策”上没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那时的日本显而易见在追求超过自己国力的过高的国家利益，结果注定要失败。

决定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东条内阁，虽然意识到“敌人拥有广大的领土，丰富的资源”，并拥有远远超过日本的巨大实力，但还是主张“为了维护权威和自我生存，不得不站起来”，抱着“很有可能导致长期战争”的觉悟，发动了没有把握的战争。开战前夕，日美双方的实力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钢铁为1∶20，石油为１∶１００，煤炭为１∶２０，飞机为１∶５，造船为１∶２，劳动力为１∶５，整体差距为１∶１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部分海军将领之外，没有人能够冷静地分析日美两国实力悬殊，也没能选择“国家的生存”这一核心利益，避免战争。当时的这一状况毋庸置疑表现出军人政治家的局限性。那些军人政治家强硬主张“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强几倍、数十倍的敌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伟大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敌人内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结果，这一无视实力悬殊的、欠斟酌的战争，使国家和国民陷入崩溃的边缘。

（2）战后：国际协调为主、重视“国际利益”

纵观战后日本的外交，是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的：第一，满足安全层次的需求，这一需求是依靠巩固日美同盟来实现的；第二，履行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而承担的地区义务，从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出发，通过ODA或直接投资，为“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第三，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在努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同时，确保“通商国家的繁荣”，追求维持并加强自由贸易体制，改革并开放国内的经济。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的外交姿态是：一方面照顾“国际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国际协调，追求国家利益。

反省战前悲剧，重新定义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7）

战前的日本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侵略亚洲国家，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使他国，也使自己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牺牲。本着反省原则，战后的日本一贯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推进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战后领导内阁时间最长的以保守主流为中心的领导人佐藤荣作主张：“日本在国际社会生存的道路无非是贯彻国际主义。排除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国际社会以相互合作来谋求发展，这是我们应该从过去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正如佐藤所说，战后，日本一直把国际协调当做外交的根本，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寻求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态度，至少在施政方针演说上是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内阁指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应以国际协调为基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