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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对你怀有敌意，我们应当出走！”他安慰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损害你的命运？忍耐几个月，双亲就会同意我们结婚。”拉萨尔既没有得到这种同意，也没有得到这位姑娘。不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决斗中把他打死了。钟情的姑娘为拉萨尔痛哭一场，后来就嫁给了那位凶手也许命运也给布哈林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出走？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布哈林曾到国外去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材料。他当时已经感觉到，他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柯巴是不会开玩笑的。他要开玩笑，那就是拿绞刑犯来开玩笑他当时在巴黎是否有过不回祖国的想法？他现在是否为失去这次机会而懊悔？谁也不知道。不过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用罗伯斯庇尔的话说，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与坟墓一起获得永生。

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正是他在某个时期曾帮助柯巴站住了脚如果他当时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坚决、更彻底，那他们大概在１９２７年就能够使斯大林就范。可是布哈林当时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

布哈林在“侦讯”过程中很长时间默不作声，案子显然会旷日持久，于是斯大林准许叶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坚持，在这之前还向各地下达了这样的说明：“从１９３７年起，联共（布）中央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践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士使用肉刑的方法，并且以最恶毒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机关对待疯狂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不共戴天的敌人要那样仁慈呢？联共（布）中央认为，对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敌，作为例外，今后应当使用肉刑的方法，应当把这种情况下使用肉刑看作是可以允许的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例外”变成了常规，只要被告在同侦查员“对话”时表现得不太顺从，立刻就采用这种方法。斯大林实际上正式批准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准则的做法。因此，当人们再一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时候，他就建议放宽“审讯的方法”。当双管齐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进行威胁的时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签字承认了侦查员杜撰的弥天大谎，谴责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领导者”、“阴谋分子”、“叛徒”、“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等等。今天重读他的话也会令人痛心万分：“我承认自己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组织了富农暴动，筹划了恐怖活动，参加了地下反苏组织。我还承认自己犯了筹划‘宫廷政变’阴谋的罪行”純紡矠

是的，斯大林满意了。但是，有时阅读审讯速记记录，这位独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们在对“演出”的组织者暗中嘲笑，进行死前的最后一次讽刺挖苦：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谋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国外的白俄哥萨克集团建立了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讲了这一点，斯列普科夫讲了这一点。

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讲了这一点，那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你作为阴谋者和领导者知道这样的事实吗？

布哈林：从数学概率角度看，可以以极大的概率说，这是事实。

维辛斯基：请允许我再一次问李可夫：布哈林知道这个事实吗？

李可夫：我个人以数学的概率认为，他应当知道这一点純紣矠。

斯大林恶狠狠地推开速记记录，他明显地感到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热讽：问他们同白俄的联系，而他们却讲“数学概率”！在每次审判会之后都提醒被告：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亲人的生命，都决定于他们是否完整地和准确地复述在侦讯中已经谈好的说法。搞“司法人质”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虽然“领袖”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质？被告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命运还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早就想到过事情的法律方面：还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就对那个第５８条作了相应的补充——“关于叛徒的家庭成员”

在准备“２１人”案件时，斯大林不能允许发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应当完全“成熟起来”。况且按照“领袖”的意思，这次审判应是对全党和全国展开的大规模清洗和恐怖活动第一阶段的总结。斯大林认为审判不仅仅是消灭最危险的“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