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第1/4 页)

不过，并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虽然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有时通过直接的或隐喻的形式，有时也通过悲剧式的讽刺形式，试图使人们对于指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许，布哈林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放眼于未来，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我们今天。这里只引用布哈林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他在最悲惨的时刻仍然保持着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道：

“我认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应对暗害活动负责，虽然我个人并不记得我曾发过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

“检察官公民断言，我同李可夫一样，也是间谍活动的一个最大的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呢？有沙兰科维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

“我坚决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关系。据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决定被暗杀的。我不知道这件事”

“赤裸裸的斗争逻辑，伴之以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純紝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3）

布哈林最后发言中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这已经不是认罪，简直是对审判案组织者的控诉。这些人遵循着“赤裸裸的斗争逻辑”，既造成了思想的堕落，也造成了人的堕落。非常明显，这是间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尽可能地利用揭示内心认识的最后一次机会

关于审案过程，每天由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详细报告。斯大林补充细节，提出建议。审判案的新闻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给他看，根据他的指示，报刊和广播对“演出”广泛进行报道。请来了外国记者，甚至请来了外交官。罪犯们有那样高的“觉悟”，人人都感到吃惊！根本不需要技术鉴定、补充调查、法庭争辩、检察官和辩护人对话。在审判中，由检察官一人独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声为他伴奏。连福伊希特万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倾向性的《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一书中承认，“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互相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而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术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純紞矠。德国作家的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特别是总导演，都是卓越的无耻之徒。

除了在侦讯期间粗暴地破坏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用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劝说：他们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只有“认罪才能帮助彻底揭露罪犯”。这就是说：需要“自己认罪”并诽谤别人既然进行审判的是人民和国家，那么人民和国家要什么就应当讲什么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这个理由显然支配了许多的行动。在最后的发言中，这个理由表现为各种说法。被告格·费·格林科：“我将接受最重的判决——极刑，这是罪有应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对祖国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将接受你们的任何一种最严厉的判决，这是完全应该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被告布哈林：“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純紟矠

斯大林看了这些话可以完全满意了：“人民和党的敌人尽管面对着死亡似乎也没暴动，而是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把这种“坦诚”看作是胜利，可是没有想到，在这种胜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历史上、道义上必然失败的根子。但是“领袖”也知道另一种情况。布哈林被捕后头三个月“顶住了”。他们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失宠的院士甚至在狱中也总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来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的邻居写过几封信）他在２至３月中央全会上的声明的主要思想：“阴谋、人民公敌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敌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没有对这个警告作出反应。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审问期间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的命运。拉萨尔爱上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姑娘，虽然她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拉萨尔这位美男子和聪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对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