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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

行斗争的智慧。紒紦矠

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紓紛矠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３０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

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政权的政治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个人身上，那么，当这个人离去、逝世后，对这个体系、这个机制就无需作任何改变，因为崇拜现象的体现者已经不在了！然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对“统治人物”崇拜，把领袖权威神化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的“乳汁”的滋养。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保障和保护措施，个性的变形就可以表现为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或者表现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精神停滞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华而不实。

由于人们已经过多地（这也是对的！）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现在打算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