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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Ｎ·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中山、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4）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美国公众周期性的中国热，似乎在20世纪上半叶重又回潮。19世纪末的排华情绪消除了，对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被传教士们与新闻记者的著作再次激发出来。司徒雷登用美国人的钱将燕京大学建立成中国古代园林的形式，甚至连自来水塔都设计成古典模样，反映了美国受教育阶层对于中国文化中细腻而优雅一面的热爱。而费正清一直记忆着北平的四合院。1919年的巴黎和会，书卷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甚至提议将青岛归还给中国。这项提议已足够使美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知识分子领袖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甚至到天安门广场上喊“威尔逊万岁”了。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的亲近情感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进入另一个高峰期，这不光因为留美派教授主宰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中国政界更以美国教育为自豪。在形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时，上海当地一家报纸以“中美联姻”的双关语为标题。而出身哈佛的宋子文，则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在中国建立华尔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