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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更能充当正负两面的教材，她们之间深埋的血缘关系确保了这种参照系的价值。

150年的比邻竞争

毛泽东与蒋介石于1945年展开和谈时，日本几乎是一片刻废墟；毛泽东1972年接见田中角荣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学生，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当*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时，正准备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展开了现代化之旅：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也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时刻，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历程，也正像我们在*十年代的改革旅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小泉纯一郎拥有乔治·Ｗ·布什与托尼·布莱尔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持率，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体制时寸步难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认为，日本政治是由一种体制来控制的，这个体制迷恋于寻租与自我保存，政治领导人沦为调停者与平衡者，保持现状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当然，或许更为本质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期待剧烈的变革，他们享受着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失业率比从前高，却仍比一般发达国家低，过去的两代人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强上，现在他们可以多去打打高尔夫球或是郊游。　。。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4）

尽管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一样声称对日本放弃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变革的能力却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浅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当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入时，我们会发现，日本出现的问题，我们更早就已出现。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迈克尔·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嘲笑了那些批评日本的流行观念，他相信日本经济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滞等诸多问题，但日本仍创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管理经验并非一钱不值，而通产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鉴意义，教育系统、组织中的高忠诚度、慷慨的基础研究经费与更长远的企业眼光，将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帮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产公司的事例无疑说明了日本企业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于欧洲的外国人，成功地在一家纯正的日本公司实行了国际通用的管理标准，结果，他拯救了该公司，而日本人则像欢迎中田英寿一样欢迎了他。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一些模拟看似遥远甚至生硬，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人们常常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作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都有着漫长而辛酸的战争历史，前者都曾有被后者侵略的经历，前者时刻警惕后者的崛起。1992年德国统一的事实令法国人备感不安，但事实是，德国在战后让人满意地遵守了承诺，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未导致军国主义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也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它极有分寸地遵守了游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日本人要承认，在面对历史问题上，他们缺乏德国人的诚恳，比起德国总理的公开道歉，他们却选择参拜战犯。

就像分析家几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仍主导着东亚的格局。当中、日直接面对时，它们无法进行交流，而没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则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兰普顿将1972~1989年视作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彼此都颇具好感，日本人通过大量的援助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