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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一边喝一边说些闲话。爸爸跟我说他一天是怎么过的，也问问我的生活。咖啡喝完以后，他又把我送上床，亲吻我，叫我再好好睡一觉，自己这才上班。这是我同爸爸非常特殊的聚会，一天都不落。

后来我长大了，从家里搬了出去。每天都跟他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话。父女再聚会已经改成一起做晚饭的时候了。爸爸给妈妈做，我给自己的丈夫做。我们从来没有错过这一碰头聊天的机会。

爸爸是1995年去世的，现在我仍然非常想念他。如今，每天早上我还做一壶咖啡，坐在厨房桌子上喝。我的咖啡还是稍微带点棕黄色，加了不少牛奶和糖，喝在嘴里甜丝丝的。当我举起杯子，喝到嘴里第一口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爸爸就坐在桌子对面，手里拿着他的咖啡杯正对我笑。他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还会回来陪着我。我喝咖啡不是例行常规，它有特别的含义。我是跟爸爸一起喝咖啡的。

——贝斯？哈克特，纽约州康内萨斯市，大学生

技师罗杰尔？哈克特（1924—1995）之女

转身，我就能看到你

神学院学生

和你的儿子在一起是一件事；他伤透你的心的时候仍然同他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

我父亲是19、20世纪之交在爱尔兰出生的。我哥哥从万圣中学毕业，走上讲台领取毕业文凭的时候，父亲非常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家第一个读完高中的人。3年以后，我也高中毕业了。我告诉父亲我想上大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跟我的父母说，我考虑要上的学校是纽约神学院，这下子父亲同母亲都喜形于色，立刻表示赞成。在当年那个时代，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孩子将来有资格做神职人员是一件非常光采的事。

我在神学院研读神学的8年漫长而艰苦。特别是最后一学年，很早就要为5月里被授予圣职举行的仪式做种种准备。又要选择一处宽敞的大厅，又要填写邀请信，又要安排坐次席位——简直像在举行一场没有新娘的结婚典礼。圣安塞尔姆教区——我们家所属的教区，所有教徒都积极开动起来，为卡罗尔一家这个大喜日子做准备。在忙碌中，日子很快地过去了。

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这时候我心坎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我真的要当一辈子牧师吗？我真的要去天主面前宣誓，就此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吗？这一年复活节前一周我在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上有幸表演独唱。仪式过后，我获得半日休假，回家去看望一下父母。这时离我接受圣职的日子只有6周了，两位老人都忙着做最后一些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同我谈我的问题。

回到神学院以后，已在我心中冒头的那些想法仍然不断困扰着我，直到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心放弃早先树立的生活目标，改换另一种生活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已是牧师，派驻在离我父母家只有一英里远的教堂里。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他说他可以把一辆汽车停靠在神学院院子里，什么时候我跟学校谈妥我要退学的事，立刻就可以驾驶他的汽车离开。1961年春天一个安静的早晨，其他学员还都在上课，我开着这位朋友的车，缓缓驶出校门，汽车驶进庸克尔斯镇的街道。从此我告别了神职人员的生活。

我把车一直开到东南布朗柯斯我朋友的住处。“我该怎么办，乔？”我跟朋友说，“我怎么回家告诉他们？我会把他们的心伤透的。”我的朋友自告奋勇先到我家把我离开神学院的事跟我父母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没问题了，汤姆。你可以放心回家去了。”

我走进我自幼就非常熟悉的那幢小公寓房，两位老人正并排坐在一把睡椅上。我往他们前面一站，想不出要说什么。我开始哭起来，只是连声说对不起他们。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件事隐瞒了这么久。“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孩子，”父亲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

在父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装满尚未投邮的邀请信的纸盒就放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不留情面地叫我想到我的半途而废的职责。

父亲站起身，面对着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别人谁都不能替你策划。这几个月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心里有事却跟谁都不说。我和你母亲都为你骄傲。做出这样的决定也真够难为你的。”我站在那儿，又惭愧又尴尬。最后父亲向厨房那边点了点头，对我说：“来吧，茶都快凉了。你去给母亲倒一杯。”

3个月以后，我母亲死于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