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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处患之智不遇；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堕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辨。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却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与方之罪而已”。“西安半月记”始于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日云：‘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常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自分殉之身，乃得重返国都，询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对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结。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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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3）

蒋介石这段话，还是把中共定为“匪”，还是痛惜“八年剿匪之功”，“堕于一旦”，而对中共、张、杨要求抗日之大义一字不提，但是实际上再要“剿匪”已剿不下去了，全民族抗战决心已经造成，此一民族激情已不可阻挡，你不抗日也逼着你抗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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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1）

拙作《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节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馆编蒋介石命他写的自叙《西安半月记》，思想上很矛盾，戳坏了几枝笔头。这一事实陈布雷日记中并未明载，只说是“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说白了，就是陈布雷自到侍从室后，确实把自己整个身心依附在蒋介石身上，凡蒋介石想要向国内外表达的意思，几乎都要用陈布雷的一枝笔表达出来。不料，宁波有一个人，从陈布雷亲属中借来日记后就著文在报上不指名的指我，“美化”陈布雷，其理由是，陈布雷在日记中并未有反对蒋介石的话。从陈布雷来说，自从他跟上蒋介石以后，其政治立场当然与蒋一体，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观公正的，并未有任何美化之话，陈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杀，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视为是自己的主公，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这位先生意谓我这几十字描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界比较自由和开放，不会无限上纲，扣上我什么帽子。其实，我这几十字描写还是有依据的，这就是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陈静娟，当时都在杭州，看到陈布雷心情烦躁，都劝说过他，而最早把这一细节用文字公诸于众的是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也就是五妹陈静娟和翁祖望的长子。我认真查看了陈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之后，陈布雷虽没有明说，却屡屡记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陈布雷从内心讲确实是不愿从政的，只是因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是在报纸中写文章出名的，当时的思想是颇为自由的，人格也是独立的，进入侍从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实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终处于心理的矛盾状态中，日记中也略有反映，不过比较隐晦，有时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记中就有记载：

……代拟致各省府注重水利行政及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要点一电，自晨九时着手至下午四时仅成其半，心思拙滞，不能下笔，因此文同一题材已重写三次也，遂暂置不复再写，往山下散步约四十分钟而归，觉汗出呼水擦身，晚饭后继续为之，至十时卅分始完，内容夹杂、文字之恶劣，为余生平所仅有，思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