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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于兹矣，中国革命实为一种复兴运动，今日抗战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撑持，此最艰苦之一二年时间，待反侵略阵营整个胜利之后，中国不独可完全求得独立自由与平等，亦必一跃而为东方各民族（苏联或不在内）之盟主，目前问题当然要看经济有无办法，而经济之充实与管制则又系于内政，此盖极艰巨之工作也。国府今日颁布总动员法，闻将定于五月五日实施，盖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时，袁景裕君来访，钱天鹤同来，谈沪上人心归向，抗战之热烈，为之兴奋不已。九时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儿上机场去兰州，旋以气候恶劣未飞行，沙孟海兄来谈，李惟果兄来为我协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陈公侠秘书长来谈甚久，午后小睡至三时起，考虑宣传指导组问题，阅杂志一册，又阅呈六组件十余件，外复电六件，作函四缄，薛农山、曾虚日来谈海外宣传事，林圣凯君来谈工业，傍晚芷町来，晚餐后处理四组件并手谕三件，与芷町商谈今后工作之重点，阅蒋夫人为纽约时报所撰定论文，十一时卅分寝。”陈布雷每天日记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这里只是选择几则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记：“本月工作并不多，而余之精神脑力乃不能任重，颇自疑，岂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检讨前半月之经过，记之于册，意欲寻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并列举应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综合检点，只早眠与夜睡时间尚能按照规定，而‘当天事当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较前进步，筐中留牍渐少矣，独于外出访友多方接触一节，迄未能实行，而客来访晤者，接见时仍多作不必要之谈论，且中气渐虚，多谈即疲劳，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烦乱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为牵虑分心之一主因，至于最后一星期则因奉命接洽人事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余率直简易，不宜过问实际之人事，以既无技术又无耐心也，来日大难，不知丛脞复杂，将更何如，而余欲免于悔疚，何可得手，计惟有对事则力求简单，对人则尽量宽恕，而黾勉治心双补，阙失而已。”陈布雷还拉了一位同乡同学沙孟海专门来为他办理庆吊文字，因为沙孟海此人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写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会工作，他是不愿卷入政界的，一再拒绝陈布雷这位师兄之邀请，后来知道只是写些庆吊文字，他也勉为其难，1942年4月5日日记中记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韩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赠挽联：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风节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对于陈布雷这种紧张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有不少人劝过他，连其兄弟都劝过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记：“……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之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可是陈布雷是无法解脱的，他对世事总是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记中记：“……傍晚果夫来谈中央政校事，乃知处友处事之道大难。稍不得其正。（即谓过于热情体贴，或过于激，过于严，或放不开，想不透，观察不彻之类），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恶果。于处人数最多而复杂之群体尤然也……”11月5日日记记：“八时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环顾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个安排，杂念纷起，作友人私札数缄聊自宣泄郁闷，晌午惟果来，余与谈心中痛苦，悲从中来，为之下泪……”11月9日日记中陈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拟《发动党员团员实行战时生活案》，并起草《刷新政治风气造成各级政治之战斗化案》，午后又校译蒋介石《对英国议员团之欢迎词》，“……皆为写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过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时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殊自叹其何以憔悴也。”“春蚕腹已空，芭蕉心已萎。”这两句话把陈布雷内心委屈活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