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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她的手,用他的灰眼睛冷冷地盯着她,吓得她说不出话来。最后,丹和那个男人走到外面,丹把那人痛打了一顿,打得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尖叫起来,莎拉以前从没听到过一个男人尖叫——她永远不想再听到。他们不得不赶紧离开,因为酒吧服务员看到他们在于什么,打电话叫警察了。那天晚上她很想一个人回家,但酒吧离学校有十二英里,公共汽车六点就停开了,而她又不敢搭便车。
回去的路上,丹一言不发。他脸上被抓了一道,但只有这一道。他们回到她宿舍,她告诉他,她再也不想见他了。“随你的便,宝贝。”他满不在乎他说,这种态度令她心寒。酒吧事件后他第二次打电话找她时,她又跟他出去了。她内心深处为此而痛恨自己。
这种关系持续了整整一学期。她既害怕他,又迷恋他,他是她第一位真正的情入,甚至到现在,差两天就是1970年的万圣节了,他仍是她惟一的真正情人。她和约翰尼没有上过床。
丹在床上很不错。他只是利用她,但他在床上的确很不错。
他不肯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于是她不得不去学校医院,结结巴巴他说她痛经,从那里开些避孕药。在性生活上,丹一直占上风她和他一起达到性高潮的次数不多,但他的粗暴本身有时会使她达到性高潮,在这种关系结束前的几个星期,她开始感到一个成熟女人对性的渴求,这种欲望令人尴尬地和其它感情交织在一起:对丹和她自己的厌恶,对建立在屈辱之上性关系的怀疑,以及因为自己无法中断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对自己的蔑视。
今年年初,这种关系突然结束了。他退学了,“你要去哪儿?”她坐在他室友的床上,看着他把东西扔进两个箱子中,怯生生地问。她想要间其它更私人的问题。你会住在周围吗?你会找个工作吗?你会上夜校吗?你的计划中有我的位置吗?最后这个问题是她无法问的,因为任何回答她都无法接受,他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大概去越南。”
“什么?”
他伸手到书架中翻出一封信,扔给她。这是一封来自班戈尔征兵中心的信:命令他去报到进行体检。
“你不能躲开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他点着一根香烟,“我并不想躲开。”
她盯着他,大吃一惊。
“我厌倦了现在的生活:读大学。找工作然后再结婚。我知道你想跟我结婚,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俩不合适,莎拉。”
她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于是她逃走了,而且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她见过他的室友几次,这位室友从一月到七月收到过三封丹的来信。丹应征入伍,被送到南方某地进行基本训练,那是这位室支最后一次听到丹的消息,也是莎拉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情况。
起初她以为她会一切如常的。人们在半夜之后从汽车收音机中听到的那些忧伤的失恋歌曲对她并不适用,她并没有借酒浇愁,痛哭流涕。她没有因为失恋而又赶紧再找个男人,或去酒吧鬼混。那年春天的大部分晚上,她都在宿舍里安静地读书。这是一种解脱而不是痛苦。
上个月在一次舞会上她偶然遇到约翰尼,只是在这以后,她才意识到她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多么的空虚,那种空虚是你身在其中时意识不到的。
回想起来,正是那种空虚吓坏了她,使她喘不过气。整整八个月,她租了间公寓,除了找工作和读廉价小说外,什么都没干。她起床,吃早饭,出去上课或应聘,再回到家,吃饭,打个吨(有时这个吨长到四个小时),再吃饭,读书读到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困了,就上床睡觉。在那段时间内,她从没思考过。生活变成了例行公事。有时候,她腹股间有一种骚动,一些女小说家称之为“不满足的骚动”,这时她要么冲个冷水浴,要么采用灌洗疗法。灌洗疗法会有些疼,却给了她一种痛苦的满足。
那段时间,她常常庆幸自己的成熟,庆幸自己能对丹一笑置之。后来,她意识到自己那八个月其实一直在想丹。她没有注意到,那八个月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游行示威,戴着防暴头盔和防毒面具的警察,阿格纽对报纸日益加剧的攻击,肯特州的枪击事件,黑人和激进的种族团体在街头的暴力冲突,所有这一切都由电视做了报道。莎拉完全龟缩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庆幸自己摆脱了丹,庆幸自己得到了解脱。
这时她开始到克利维斯·米尔斯中学教书,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经过十六年的学生生涯后,她自己走上了讲台,另外,是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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