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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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