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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