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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都付诸东流。”总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这样吗？就上面列举的萨特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来看，我无法认同柳文的结论。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萨特在介入任何社会政治事件时，并不依赖哪一个“政派”或“阵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他不由任何人决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行动，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萨特采取反对冷战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历史局限性”。当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对法共的立场、法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萨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说了它的好话；在国际上，苏联相对处于弱势，萨特也采取支持态度，从而当了4年同路人；这一政治选择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右翼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左翼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而萨特的立场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两者和平共存；由于这一独特立场，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萨特的立场，看他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3）

柳文中提到“极左思潮”，大概是指萨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学生运动以及其后与之一起活动的“毛主义者”，而这一指称也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都须得弄清楚。首先，应该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区别开来。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并非是自发的，它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层号召和或明或暗的操纵下进行的；而后者完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此引发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其次，应该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与法国的毛主义区别开来。1975年萨特同几位萨特研究者有一个关于他的哲学的谈话，其中谈到法国的毛主义者。访谈者说：“法国的毛主义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余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萨特表示认同这一说法。最后，应该将法国的毛主义者同萨特区别开来。在同一个谈话中，当访谈者说“有些评论者试图发现您是一个毛主义哲学家”时，萨特回答：“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是一个毛主义者。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哲学访谈录》）萨特只是愿意同这些年轻人探讨一些问题，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并没有将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柳文认为，萨特的永恒价值在于他那些没有受到其政治化影响的文学作品，而萨特自己特别重视的却是作为他“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主要体现”的《境况种种》文集，其重视的程度让柳先生“感到惊奇”，而“今天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

萨特晚年在两个地方谈到他的作品流传后世的问题。一个是在《70岁自画像》中，他在回答“你希望新一代人检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问题时，开列了几部著作。排在最前面的是《境况种种》〉，他还有一个说明：“你不妨说《境况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评论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然后是传记《圣热内》、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戏剧《魔鬼与上帝》、小说《恶心》。

另一个是在他与波伏瓦的那个长篇谈话中，波伏瓦问：“就你所想，你认为是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还是哲学著作更可能流传下来？或者两者都可能？”萨特回答：“我想是《境况种种》，其中有些文章关系到我的哲学，但风格非常朴素，谈的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波伏瓦：“总而言之，是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方面的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方面？”萨特：“我很愿意看到伽利玛出版社能把它们汇成一卷出版。”

这两个地方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只能有一部作品流传于世，那就是《境况种种》；这既是萨特的意愿，也是他认为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情况。

萨特本人的看法正好跟柳文相反。柳文认为，最不应该，而实际上也不可能流传下来的萨特著作就是这个《境况种种》。我们应该认可哪一种说法？

这两种看法的对立是基于一个更为根本的思想对立：柳文认为，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是不能政治化的，是不应该有“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