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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计：“60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这里“斗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说，那时他称萨特为“作家兼斗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战”以后，60年代以前，萨特的身份是以作家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来，则成为“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而文学创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这一概括说得过于笼统，而且在时间的划分上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以60年代为限？这样划分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二战”以后，萨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认为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自那以来这一根本立场和态度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斗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萨特，那么，我可以说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作家兼斗士”，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关于此点，萨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间的长篇谈话中曾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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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在你看来，文学总是保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在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它就变得有点失去价值了？

萨特：不，政治不会使它丧失价值。

波伏瓦：你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萨特：我的观点是，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苏联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从没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学问题。我总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种形式。

波伏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与政治问题相比，文学如果不说是无意义的，那么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义？

萨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文学应该放在首位，我只是说我注定要去搞文学。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样，但特别要去搞文学。

我觉得萨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以来，萨特仍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的重要文学作品《词语》、《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于这一时期。《家庭的白痴》第四卷的写作因萨特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无法继续进行文学写作才被迫放弃，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认为，在萨特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兼斗士”和“斗士兼作家”之分。

柳文在谈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时说：“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这一概括也是不准确的。“二战”以来30多年，萨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重点，并非一个“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所能涵盖的。大致说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对冷战，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希望两者和平共处。大约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他的主要政治关注点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边，为他们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之后，大约从1965年开始，萨特积极参加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特别是主持罗素审判国际战争罪犯法庭。在1968年5月风暴中，萨特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和旧教育体制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同年轻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同他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是他深为关注的问题。他希望两者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尽自己的努力来促成双方的和谈。

柳文对萨特作的“盖棺论定”是，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