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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总理，一个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从中择一。

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国防工业口的汇报。他说：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注：《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10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

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1962年11月3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11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1964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中央专委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工程的组织指挥级别，由国务院部委一级一下子跃升到中央常委一级，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形势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量调动、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权威和能力，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民的大协作。

原子弹成功后，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好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型工程，非要这样的权威组织不行。于是这个委员会后来又把导弹、卫星、运载火箭、核潜艇都囊括进来。简称中央专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历届的国务院总理都是当然的专委主任。

父亲在这份报告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

“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注：指罗瑞卿）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张爱萍”

这行吗？

父亲回忆说：“专委开会后，罗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下一步，原子弹要靠你上去抓了。你要全力以赴。”

“聂老总也交代了罗，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全靠爱萍去跑了，他在总参的工作就让其他同志分担吧。”

其实专委办公室是分两条线的，从人员分工看，一条是赵尔陆负责的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再一条是由我父亲负责的，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父亲回忆说：“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小平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你就放手大胆的干吧，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是书记处的。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是说，周恩来总理挂帅；二是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每次都是热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