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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复杂的政治选情使人们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向东远至哈姆雷特塔的选区是比较大的一个（1847年投出了接近50000张选票），有4个下院议员席位。这一次，总共有9位候选人——自由党人4名，皮尔派保守党人1名，保守党人3名，自由候选人1名，竞争非常激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举行了大约12场公众聚会。列昂内尔的参选纲领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显而易见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他宣布他支持自由贸易。很明显，他并没有遵从纳特的建议“走得比约翰爵士稍远一点”并“尽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烟草和茶叶的进口税，推行财产税，这种立场广受没有投票权的穷人欢迎，但很难想象能在有钱人的选举中胜出。尽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劳齐的富有远见的天主教牧师的明确支持——而且看起来列昂内尔接受了他的支持——但列昂内尔宣布他本人反对增加给梅努斯天主教学院的捐款（尽管他回避了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这个更为广泛的原则问题）。犹太人的选票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获得投票的资格，而且去登记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内尔得到了至少一个犹太人保守团体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萨杜·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萨杜·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A·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卡莱尔的感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2）

我并不是说我希望约翰王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用哪种方式对待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愿的话——是为他们建立像这样的宫殿，还是带给他们钳子——我选择钳子“阁下，现在政府需要你与你的金融机构所聚敛的数百万英镑中的一部分，你不给？很好”——说话的人用他的手腕紧一下旋钮——“现在给了吗？”——再紧一下，一直到拿光这几百万元。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卡莱尔声称，如果他写一本支持废除限制人身权利的小册子的话，列昂内尔就会给他一笔很慷慨的润笔费。卡莱尔大概是这样回复他的：“这不大可能我也发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正在等待着希洛，到来的时候，还要寻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他在给下院议员蒙克顿·米尔尼斯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犹太人很坏，而一个假犹太人、一个骗子犹太人又怎么样？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又怎么可能企图成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卡莱尔的态度明显地站到了萨凯雷的对立面，萨凯雷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之后，经历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转变过程。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在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