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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由衷推崇简洁、清晰的古希腊建筑的形体之美。他们开始在理论上努力构筑一种“希腊—哥特综合”(Greco…Gothicsynthesis)的建筑原型,其理想是综合哥特式的结构特长和希腊建筑的几何美,让新建筑既有哥特式的高耸和空透,又有古希腊建筑的方整和简洁。在设计手段上,他们倡导使用“释放、分离”(dégagement)—将建筑中各构件彼此分开,以清晰地表达各自的功能和形式(如将柱子从墙体中独立出来,变成独立支柱)。在形式上,他们钟情于希腊神庙门廊中水平梁和垂直柱正交的框架形式,矩形的建筑体量、墙体(墙面光滑、极少装饰)和开口,以及三角形坡屋顶和山墙等几何之美。1753年,洛吉耶长老(AbbéLaugier)在《论建筑》(AnEssayonArchitecture)中,对“希腊—哥特综合”的理想进行了系统阐述。正如梁思成期待殷墟体现他理想中“中国木构体系”的起源,洛吉耶也用寓言文体,为“希腊—哥特综合”理想构筑起一种“木构自然起源说”(图5)。他声称他所提倡的形式,最初源于原始人为遮风避雨,用树木搭建起来的“原始窝棚”(primitivehut)。它是最自然、必要的建筑形式,因而也是最合理、最美的—这些构成了法国“结构理性主义”的思想和美学基础。44↖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人们可以争辩,法国建筑师热衷的独立支柱、横平竖直的古典框架美学,其几何形式或许看起来“理性”,其实不过是一种“文化表现主义”:从结构科学上说,古希腊建筑门廊中两根柱子之间的水平梁,只由一块完整、韧性好的大理石承担,致使柱跨受到极大限制。其建筑内部还需大量实体石墙支撑,才能保证整体结构刚度。而在当代欧洲其他国家,只产小块、易碎的石块,且要砌筑起巨大的结构跨度,实现空透的空间,却仍要追求水平横梁形式,实为“非理性”。1756年,意大利的建筑画家皮拉内西(GiovanniBattistaPiranesi)在一幅蚀刻画中,就嘲笑洛吉耶的“希腊—哥特综合”的“木构自然起源说”不成立:真正合理的木结构不应是垂直正交的框架,而是三角形构架(图6)。451872年,法国建筑理论家维奥雷—勒—杜(EugèneEmmanuelViollet…le…Duc)则提出,原始人从最基本功能出发,修建的木构窝棚,应该是圆形尖顶构架,更接近哥特式的尖券(图7)。46总之,不同的理论家,即使基于类似的“结构—功能理性”,因所持文化标准不同,也会做出迥异的推论。47
但不管法国“结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多么源于社会文化习俗(即佩罗“任意的美”),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结构理性”,它几近偏执的“审美主导”却推动了建筑技术的革命性发展。1665年,佩罗在修建卢浮宫的东立面时,用铸铁筋穿入石块内部,将它们捆扎在一起,形成石块内部的应力网络,实现了比古希腊柱廊高度和跨度大得多的独立柱廊,既取得了哥特式的高耸、空透,又维持了古希腊水平横梁加垂直立柱的正交几何美学(图8)。佩罗这种石块内部加铸铁筋,以形成一种受压、抗拉俱佳的混合材料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两百多年后发明的钢筋混凝土(reinforcedconcrete)的前身。在设计探索和形式理论的推动下,再借助于迅猛发展的结构和材料科学,法国的“希腊—哥特综合”理想在18世纪促成了一批重要建筑物的实现,以巴黎的圣日内维耶大教堂(Ste…Geneviève)为代表。
第30节: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8世纪末期,与强调结构的结构理性主义相对,法国建筑还发展出另一个强调形式几何学的“理性主义”思想,以迪朗(Jean…Nicolas…LouisDurand)的类型学为代表。法国大革命催生出大量新型建筑类型和功能。为适应社会需求,在建筑教育中增强实用性和经济性,迪朗在几何形式上大大简化了古典建筑语言,将它在平、立、剖面图上体系化、模数化,使得建筑师可以针对特定项目,迅速从“手册”上选取“类型”,灵活组合—这做法对19世纪建筑风格的折衷主义滥觞起到推动作用,也成为20世纪现代建筑追求标准化和模数化的前身。结构理性主义与类型学理性主义,二者之间虽有很强的张力—前者重视结构,后者重视几何,但时常交织在一起。它们构成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布杂学院(écoledesBeaux…Arts,巴黎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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