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 皆惊心，至东郡终(第3/5 页)

不似3千字、满纸丑化之言的魏书。

如下：

（荀）谌曰：“君（韩馥）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后汉书袁绍传》

荀谌将袁绍的优点归纳为3，1为“宽仁容众”，2为“临危奋起”，3为“世布恩德”。

从历史的发展中，不难看出此言属实。

当然，严格说来，“世布恩德”并非袁绍的个人特质，而指汝南袁氏“累世公卿、势倾天下”的家族共性。此不为袁绍独有，袁术、袁遗、袁叙等叔伯兄弟亦具备。

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后汉书袁绍传》

即汝南袁氏累世公卿，门生子弟遍布天下。

由于东汉的奠基者（刘秀）崛起于南阳，因此南阳、汝南等地便取代关中，成为新的门阀大本营。乃至刘秀未死，储君刘阳（汉明帝）便有“田宅逾制，可问与不可问”的感慨。

（光武）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汝南袁氏自袁安起，4代出了5位3公级别的人物，至于为卿、为将者更是多不胜数。被时人称作“诸袁事汉，4世5公”。

注：5公即司徒袁安、司空袁敞、太尉袁汤、司空袁逢、太傅袁隗。

（臧）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4世5公，可谓受恩。”--《魏书臧洪传》

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4世5公，海内所归。”--《蜀书先主传》

此事形成的原因，便是云某先前介绍过的“2重君主观”。

在科举制出现以前，举主与受举人的关系，比后世的“师徒关系”羁绊要强固得多。甚至不乏为举主赴死者（如臧洪、田畴）。

更重要的是，“3互法”的存在，使得任官需要避籍，但作州郡吏则不需要，即所谓“官避吏不避”。

因此往往会形成“外地人做长官，本地人做幕僚”的现象，且幕僚与长官，在“隶属关系”之外，又存在“举荐与受举”的感情羁绊。最终形成了独立于朝廷的地方势力。

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关系，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即“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现代普遍称之为“2重君主观”或“2元君主制”。即只知有上司，不知有皇帝。

上1章云某提过，袁绍于族中本来地位卑贱，但由于其人才华、魅力、折节下交等优点，他最终从袁氏子弟，甚至包括嫡子之中脱颖而出，并得以享受“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的好处。

这也从侧面佐证了袁绍“化逆为顺”的权谋手段。

再说“宽仁容众”，关于这1点，云某必须骂袁绍！

因为，这个天杀的容的是士族豪强胡作非为，4意欺压剥削老百姓！

从袁绍的早年履历中，可以看到与其交结者，或是海内名士（何颙、许攸、5孚），或是地方门阀（荀彧、荀谌），要不干脆就是东都洛阳的贵游子弟（曹操、张邈）。

（袁绍）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5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英雄记》

可见权门出身的袁绍，虽然颇能折节，却自视甚高。

1方面袁绍懂得矫情自饰，虽然个人生活无比奢侈，却摆出1副廉洁朴素的样子，避免名士许邵的非议。

袁绍公族好名，为濮阳长，弃官来还，有副车从骑，将入郡界，绍乃叹曰：“吾之舆服，岂可使许子将（即许邵）见之乎？”--《汝南先贤传》

另1方面袁绍内心骄矜自许，虽然与曹操交游，却鄙称其为“鹰犬之才、赘阉遗丑”（见《为袁绍檄豫州》）。

曹操作为太尉之子，尚被如此对待，普通百姓在袁绍眼中会是什么地位，也便不言而喻。

实际就袁绍的统治来看，冀州的百姓过得相当糟糕。史书记载的“袁绍在冀州宽仁得众”，说的主要是当地豪强的拥戴，而不是普通百姓的拥护。

他麾下那些丑事，不再列举，咱们看看他的龟儿子！

袁谭在青州纵横不法，指使自己的狗腿子抢钱抢粮，还4处抓壮丁，乃至“猎捕百姓如猎鸟兽”。

（袁谭）令草窃市井而外虏掠田野。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