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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认识，在西方人那里简约成了几个富有想象力的词组：一个东方的〃北方蛮族〃，一个神秘的挪亚后裔〃部落〃，或者一个遍地黄金的〃锡安（Sinim）王国〃、秦尼国和赛里斯国等等。造就这些词组的原材料不只是西方人的观察和推断，还有他们的强烈欲望、梦想和愚蠢。

17到18　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思想家（以法国和德国为多）为了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论战，或者为了给启蒙运动寻求〃反教权主义〃的合法性，曾将中国文化奉为人文主义精神的楷模。只是这样一种认识经过了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奇游历到哲学家的〃弯曲〃……提供原材料的是普通的具有亲身经历的传教士与旅行者，而向欧洲传送中国认识的则是一些从未有过在华感受的精英思想家。

18世纪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带去的中国印象似乎让欧洲人恍然大悟，其概貌是，虽然，〃中国本部（中央政府）的国家收入据说稍低于2亿两白银，折合英币是6600万英镑，也就是说，等于英国总收入的4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3倍。〃然而，这些英国人很快发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财富规模的经济〃体〃内，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作者特别强调了，人和社会因素在形成这些财富数据的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记述道：

中国工人生活条件很差，挤住在一个城市的角落，室内空气混浊，极不卫生。但中国工人人数比起农民来只占一个极为小的比例。总之，除了受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而外，中国的人口繁殖是漫无止境的。比起其他各国来，中国人口所受到的物质条件限制宽泛得多。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种植专门为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运动的场所。①

钱钟书揭示道，从英国方面来看，〃自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访华结束，汉学在英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专门化的惩罚是在职业学者对他们的专业懂得越来越多的同时，普通民众对它的兴趣却越来越少。这个主题不再是人文、文化兴趣的组成部分了〃②。就像是一个〃民则祀之〃演变为〃圣王之祀〃的过程，《国语·　楚语下》载：〃颛顼受之，及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重、黎绝地天通。〃所谓颛顼的两个儿子重和黎〃绝地天通〃，是说从此平民不再具有直接和天地之神沟通的权力，巫师有了专职，使过去〃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社会状态为之一变。当中国文化现象成为了职业学者的〃解剖物〃，它被分解得七零八落，它的一切，包括更多的缺陷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8　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光环就此不复存在。

而在1800　年以后，欧洲则进入了一个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特别是随着　〃条约体制〃的建立，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成为针对实现具体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的集体创造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必然要受到这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且也直接参与和促进了这些因素的形成。对于东方的中国，其形象的被贬低，已成为理性化、规范化西方社会科学的直接后果。中国的人文特征在新的话语体系中被重新定位。

此后，在欧洲人眼里，中华民族完全是一个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因闭塞而自负却又奴性十足的民族。如赫尔德将中国描绘为〃一具木乃伊，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①。他甚至认为，〃阻碍它（中国人）发展的因素在于它的性质，它的居住环境以及它自身的历史〃②。这是一种无可拯救的文化历史现实。被负面化的中国形象江河日下，在西方人偏见的注视下，在他们诽谤的声浪中，19　世纪的中国人真正坠落到了历史的谷底。

大西洋贸易航线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首发地（1）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它其实和欧洲大陆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且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着密切的交往。后来它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继承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神与智慧，而且，它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并吸收其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其他民族的新型国家。尤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