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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不能忘了农民的份额。我认为这是一句真正公道的话。改革开放前30年里，农业向工业倾斜了7000多亿元资金，如今这笔资金至少膨胀增值了十几倍，至少占今天国企固定资产总量的一大半。今天，国家在分配和使用这笔资源的时候决不能将中国农民排除在外。许多国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向农业输入资金。今后，中央政府即使是向农民反哺几万亿资金也是应该的。

但遗憾的是，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决定好了的要减轻农民税费的决定居然在几个月之后放弃。朱总理在人大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每年的农业税也就是800亿元，加七杂八也不过1000亿元。将农业税率从15％降低到8％也就是7个百分点，不过少收入三四百亿元，但最后即使是这300多亿元也降不下来，也要变卦。这说明了我们社会对农民的态度。从1998年以来，光是建设债券就已经发了4000多亿元，但宁肯将大把的钱投到硬件建设上，也不投入最贫困的人口。胡鞍钢同志曾指出，中国的投资只重视硬件投入，不重视软件投入＇即教育、文化、卫生和环保等＇。许多年来，中国的硬件投入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倍之多，而软件投入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农民也是硬件，但国人似乎对此完全没有想到。

在写此书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中央政府连续三年减免农村的税收，连减三年也不过2000亿元，但这2000亿元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可能要大于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我国许多地方人均耕地已经不足一亩。按联合国的标准，一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一标准，国家根本不该向这部分人收税费。但这一思想对于当前社会好似天方夜谭。2001年6月19日，广东顺德格兰仕集团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我在会上发言谈了这一思想，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反哺农村的时代，如果中国政府在近几年里向农民倾斜2000亿元资金，中国的内需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启动，格兰仕集团也用不着费心尽力地去开拓国外市场。但遗憾的是，坐在一侧的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包月华教授却连连摇头。同样是搞宏观研究的人，看法却迥异，实在遗憾。好在我的观点并不孤立。就在那几天，无意中在樊纲的文章中也见到了同样的建议。他在2001年6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一篇文章中呼吁：“取消本身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又能有利于农民收入改善的农业税。”这说明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是认识到了。

2001年7月16…17日，一群学者聚集在青岛的一个宾馆里研讨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经贸部研究院的马宇同志提到入世之后的农业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允许中国按农业GDP的10％比例对农业进行补贴。我一计算，中国如果真按这一比例对农业补贴，那农民可要来第二次翻身解放了。目前中国农业的GDP大约为1。5万亿元，百分之十就是1500亿元，中国农业要是每年能得到1500亿元的补贴那可要烧高香了。即使是按5％的比例补贴，中国财政一年也要拿出750亿元向农村投入。但就目前的状况，世贸组织真得给你这个条件，你自己能实现吗？让你补可能你也无力或者不愿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怎能不虚弱？怎能与国际市场抗衡？

2，城乡差别的危害

一个国家如果存在着巨大的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别，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害。我认为中国的城乡差别目前可看到的至少有五大危害，第一是迟滞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第二是环境破坏影响了全体人民的生存质量，第三是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和封建文化肆虐社会，第四是城乡差别败坏了社会道德，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社会上流行着歧视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第五是农村落后的封建政治文化始终对整个中国政治文化有着较大影响。

＇1＇，经济和人口影响。

1999年下半年，由于经济持续下滑，以王洛林为首写作的社会科学院秋季报告将城乡二元化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国家计委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同志的一篇文章将城乡二元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因素。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边是庞大的城市工业生产过剩，一边是贫穷的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仅700美元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购买力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城市工业畸形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受到冷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