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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10几年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但在经受了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反映的都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动是与物质的流动相伴随的。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1985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45％，而农业投资却下降了0。5％。多年来，中国农业投资一直处于欠帐状态。

中国农村经过统购统销、上山下乡几次挫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元气大伤，积重难返。由于这种情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旧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署名“高家庄”的文章，此文将文革期间说成是农村教育最好的时间。有人对此不赞成，写文章反驳，但我对这种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几年里在中国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时代土壤和气候的。但要形成“派”或“流”，总避免不了偏激和极端。因此，我希望这些学者也要全面地看一下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在昨天＇6月2日＇我的电子邮箱里有国研网发来一份邮件，其中一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所写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大突出问题”。郑先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回顾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而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自从90年代以来，投资的比例占整个GDP使用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而最终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原来制订“八五”计划时，提出投资率保持在30％，实际结果是37％点多。十几年的时间里，投资率始终这么高，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由80年代初期的70％多降到60％多，一直降至现在的57％到58％。郑新立认为这是导致目前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关系，现在市场需求基本上满足了，大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但技术密集型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其关键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投资过多地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延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连续4年下降，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年绝对额下降。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降不下来，有的地方反而在增加，所以农村的情况非常令人忧虑。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目前面临的难题。郑新立希望经济学家们多投入点时间研究怎么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应该说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和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副院长刘福垣同志，另外社科院人口所的所长蔡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的胡鞍钢、中国改革基金研究所的所长樊纲等学者，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归纳这些学者的意见，集中一句，便是放弃样板戏式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公平国民待遇，打破户籍管制，破除身份歧视，缩小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人民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否则，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些中国学者官员的道德良心。那是在2000年秋天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西单广州大厦一间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报告和研讨的内容是如何减持国有股。当时之所以决定出售国有股，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想通过在股市上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这一缺口。但这时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长秦池江同志说话了：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还有农民的一份，不能光用到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上来。那就是说，出售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