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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国民待遇就越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民私企业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隐蔽生存，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所有制歧视。为什么建国后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完全的国家所有。而农民就稍逊风骚了。农民吃亏就吃亏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国农民如果象苏联农民那样完全实现了集体农庄化，那各种待遇恐怕也会好得多。但就是因为中国农民不争气，达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国农民的地位自建国以来节节下降。到了今天，农民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国政权的主要内容“工农联盟”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开放后所享受到各种优越待遇仍然比农村居民多得多。这就形成了“高下相倾”的现象，农村居民千方百计向往大城市。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于大城市，人才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师资分配结构极不合理，教育投资布局也重城市轻农村，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上的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学校建设上。农村则基本上是依靠农民集资、摊派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来办学。

1999年12月我在山东青岛市做报告，谈到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市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补充说，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写在《党风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能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的人才状况。我读了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文章这样写道：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很兴奋，全乡只录取了两名。当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母亲看那小小的纸片，那是1979年8月里的一天，那一年我15岁。高中的校园坐落在＇辽宁建平＇县城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世外桃源一样。它是全县人的骄傲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高考升学率连续几年在80％以上。那里有着一些最好的老师，敬业，爱学生，教学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去那穷乡僻壤的。他们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1981年，我们参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外，其余全部进了大学，北京、上海、广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里好象排在第35名，被辽宁大学录取。短短几年间，我们家先后有五个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建平县在辽宁省最西边的朝阳地区，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偏僻地区的贫困情况。但在那个时候，此县高中的考大学录取率能达到80％，说明此地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并没有拉开多大差别。应当说在80年代以前，由于毛泽东时代实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政策，使农村里聚集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农村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城里重点大学里毕业的尖子人才，这使那些农村中学的升学率一点也不亚于城市。这种状况对改变一些农民子弟的命运起了很大作用，对减少城乡差别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人们挂在嘴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之后，这句话已被人们早已忘到脑后边去了。因此，在今天，社会上重新泛起对“文革”的回忆，是可以理解的。

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旷新年同志在他那篇“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免费完成了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