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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和理想主义的产物。

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据《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文章记载，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另有估计，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农民因“剪刀差”因素而减少的收入也有136亿元。

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加剧之势。目前，上海市的人均收入现已达到1万多元，而西部某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建国初期我国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2倍，今天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已经拉大到10倍。

差别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福利、文化生活方面。以1987年的数字资料来看，这一年城镇职工人均劳保费达237元，还不包括各项补贴，而农村每个劳动力仅12元，城乡差距为20：1。在医疗卫生方面，城镇居民不仅有公费医疗，还有良好的医院服务设施，而农村人看大病只有奔大城市大医院一条路。本来收入就少，却要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医疗成本要比城市高许多。

中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不仅阻止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也筑起一堵无形的隔离墙，甚至连城乡男女相爱和通婚的权益也受到实际限制。两种结构中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不要说在医疗保健等方面，就是在就业方面，城市里的人下了岗需要政府帮助再就业，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社会生活也带有明显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65％，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60％，但户籍制度却几乎没有多少松动。之所以这种户籍管制难以松动，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有着较大差别，更主要的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将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居民在失业后可以享受失业金或领取最低生活保证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各种好处，但农民对这一切都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待遇波及不到农民。

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国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国后中国国民待遇差别的一条主导线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国民待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