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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还有为数不多的供游客留念的小饰品。进入集市时，我们经过了一条由锻铁和碎玻璃搭成的长廊，长廊上出售钝刀原文为西班牙语。、奶糖、番石榴酱和醋泡仙人掌。教堂左边的巷子里全是旧货铺。巷子的尽头伸出一条短短的羊肠小道，那儿有三家彩扩部和仅有的一家复印打字店。再外面一圈，是挤得向外漫溢的水果和蔬菜市场。与达莉娅相识的第二天，我去了那里，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成了情人。那时候，她刚到河谷，她对我说：“如果你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那就到集市上去了解它。”我说：“可我更喜欢去电影院，不过没关系，我还是陪你去集市吧。”

达莉娅？华是波多黎各人，几年前来到墨西哥。她嫁给了一个萨尔多瓦人，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毕业于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分手了。达莉娅的丈夫经济条件较好，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她于是来到这里，在朗波里奥研究艺术史啦，民族民间音乐啦，反正是那一类东西。达莉娅是个褐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肤色像烤焦的面包，眼珠的颜色像蜂蜜。她高挑而灵活，阴阜上方的肚皮上有一条紫色的疤痕。我第一次看见她赤身裸体的时候，曾经问过她：“这里是怎么了？”她伸手捂住肚皮，捂住那块变硬的赘肉。“我儿子法比就是从这儿生出来的。我不能叫他凯撒，所以给他取了个拉丁名字。”

我们在菜市上边走边逛，她拉着我的手。因为个子高，她微微弓着背，一只手在前面拨开挡路的篷布。我们闻到一股冲鼻的气味，是芫荽，番石榴和烤辣椒的味道，还有从盖着水泥网的街沟里流出来的污水的味道。我们不时暴露在太阳下，周围是成群的红色和黑色的胡蜂。感觉还挺不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停车场旁边的小路，卡帕库阿罗的印第安人在那里出售歪歪扭扭的松木毛坯家具，那味道很好闻。至于当地人的模样，我们是通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家伙见识的。那人看不出多大年纪，撑在小车上吃力地在人群中往前滑行，每只手握着一只熨斗，就像布努埃尔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受弗洛伊德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的影响。代表作有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无粮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等。电影里的一样。我给了他一张纸币，他瞥了我一眼。下午，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回到彼得？潘旅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甜西瓜，芒果和野香蕉　。我们把床垫扔在地板上，躺在床垫上做爱，为的是不把床绷弄断。之后，我们一起迷迷糊糊地望着窗帘上的光线变化，望着云朵渐渐布满天空。这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一种途径，感受它的砖瓦屋顶、挤满小汽车的马路，还有旧式广场和大商业中心。通过这种感受方式，我们可以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匆匆过客，反倒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或许很久。

河谷（2）

第二天，我在老教堂前找到一间出租房。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把房间布置了一下：一张铺着灯心草席的双人弹簧床垫，一张被我锯矮的杉木桌，三把在五月节大街的流动小贩那儿买来的低椅。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有了一台生锈的大冰箱，声音吵得像患了哮喘的狗，还有一只油腻腻的炉灶。我们还得再买两只带减压阀的煤气罐和一些厨房用具。起居室的两扇窗户朝向老教堂，不需要挂窗帘。在卧室的窗户上，我想挂一块布，达莉娅却想糊报纸。她这人其实骨子里不太像姑娘。我们还有一个小房间，本来可以用做书房的，达莉娅却决定留给法比，一旦她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就把他接过来。

达莉娅很喜欢做菜。她常常做她童年时在圣胡安波多黎各首府。吃过的菜：拌了豆瓣和蔬菜的米饭、鳕鱼、炸车前。我不问她的过去，她也不问我。我想，我们都很感谢对方，不喜欢刨根问底。

她情绪不大好，有时候酒喝得特别多，朗姆酒可乐或者帕罗马斯，在橙汁里加苏打水的甘蔗烧酒。她常常在床垫上缩成一团，眼睛盯着窗户上的报纸。爬起来的时候，她脸色发灰，眼睛浮肿，好像刚刚在水里憋了很久才上来似的。我们不说话，但我们都感觉得到，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我要写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和小农征地的报告，我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在法国，我将会成为一所小学院的教授，我会远离这个人口过剩的河谷。而她是不会离开的，骨肉之情终究难舍难分，她永远也放不下她的儿子。但我们都情愿相信，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每晚六点起，城市便开始拥塞。汽车从四面八方经由主干道或五月节大街开进城里，围着广场兜圈子，等着向西边进发。广场好像在发烧，四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