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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玩笑的姑娘。”

显然，我喝了太多的朗姆酒可乐，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在寻找胡安？亚居斯，寻找那个墨西哥人的帮助，可他们已经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局面。

萨拉马戈让我坐下，开始向我解释：

“你是个地理学家，老兄，在我们拉丁美洲，这是份奢侈的职业。你可以在你们那儿做地理学家，在法国、美国，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没问题，我们尊重你的专业。但我们，我们干的是另一件要紧事，非干不可，别无选择。我们得把手伸进脏兮兮的‘机油’里，搅动那摊东西，哪怕味道再难闻也得干。我们是急救医生，没时间等在这儿，讨论什么女人的权利，从权利到形象、尊严，所有这些。告诉你，老兄，我们时间紧迫，我们面对的是泥石流。你知道，我们的手总是浸在那些脏东西里。”

一切都结束了，而我还在徒劳地反驳：“我觉得，人不是机油。”然后又补充道：“就算是机油，那也不是研究的主题，你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研究。您让我想到跟被解剖的尸体开玩笑的大学生。”

阿里亚娜显得很激动：“你有什么权力对他们的工作评头论足？”她迷恋加尔西？拉扎罗那朦胧的微笑。她在说谎，很有可能。她应当知道红灯区是区域研究中最糟的主题。

萨拉马戈陪我一起出来。他的雪茄熄灭了。雨水滴在他的长发上，滴在他已经生出银丝的胡子上。此刻，他就像宙斯，更像是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他试图结束这场争吵。

“你知道，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像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向来水火难容。”说着，他的脸上闪过一撇狡黠的笑：“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一个老乡，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吉尔？德勒兹（1925—1995）；法国哲学家。1952年发表处女作《休谟及其生活：著作和哲学》，电影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说的。”

听到这儿，我转身逃走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冒着雨，沿着又黑又滑的石子路向山下走去，向“伞兵区”走去。我沿着人行道走进城里，走进

河谷（1）

这里的路面崎岖且狭窄，两侧的人行道很高，中间汪着水坑，不，是水塘，是污井。汽车打着探照灯开过，水一直淹到半个车身的高度，大团泥浆溅到稀稀拉拉的行人身上。他们披着塑料袋，忙不迭地往两边躲闪。

八月，蓝天穹庐般地笼盖着火山，河谷被水淹没了。水，黑色的、发臭的水，从排水沟里溢出来，从田野深处涌出来，慢慢地，慢慢地流过水沟，流过停车场和路肩。城市四周，一望无际的稻田闪着金灿灿的光泽。

我在这个季节来到河谷，搭的是西方公共汽车公司（Autobuses　de　Occidente；）的车（“西方公共汽车公司”中的西方Occidente　一词与 Accidente该词意为“事故”。音形相似，因该公司的车机械状况很差，戏称“事故车”），莫雷利亚省。我手头有一项为时三个月的任务，可以延期，有三本笔记要做：一本是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的土壤学记录，一本是河谷的土壤分布图，还有一本是巴希奥的地理行政区划图。我的所谓盘缠，是协助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科斯莫教授致朗波里奥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摩西博士的一封推荐信。信中，科斯莫教授热情赞扬了曾在法国图卢兹学院求学的瓦卢瓦教授。

我不确定自己来这里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许是去国离乡的感觉，又或许正好相反，我要寻找现实，一种我在法国接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了解过的现实。我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是一份列满计划的档案：拉丁美洲的食品缺乏蛋白质，工厂雇佣童工，剥削妇女劳动力，农民因负债被迫向首都、向美国边境流亡；报告打印稿，技术卡片，协助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报。

来到河谷的第一天晚上，我住在市中心的彼得？潘旅馆。屋顶檐槽里淌下来的水把我的一半材料都淋湿了。我到五金店买了一根绳子和一堆衣夹，把材料挂在靠窗的地方晾干。我的房间看上去就像一间假钞制造厂。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渐渐地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布局是环环相套的同心圆。正中心是广场，种着修成蘑菇形的木兰树。孩子们在老合唱学校里玩捉迷藏。教堂就在市政厅和监狱旁边，监狱的围墙是泥巴做的，应该不会给越狱犯造成很大麻烦。外面一圈是集市，首先是搭篷集市，出售化妆品、服装、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