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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了，并且还呈发展之势。这说明社会的贫富分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了。第二，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公平分配，这也只是保证了人们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人们政治利益的实现是经济增长所无法自动完成的。虽然在政治学上有所谓“李普塞特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的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与*成正比例关系），且不说这个“假说”在理论上本身还很具争议，即使有一些事实可以确证，那也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政治体系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可能是经济增长自动实现的。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人们还不能解决温饱时，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时，人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可能就不是经济（或者说不单纯是经济），而会转移到政治等其他问题上去了。20世纪*十年代一些威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后，相对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减弱了民众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逐渐从物质上的改善转移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是威权政府难以满足的，从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第三，作为合法性基础之一的有效性或者政绩，是政府公共政策的绩效，创造这些绩效的公共政策并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公共政策，而且还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等方面的政治性公共政策，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性公共政策，因此，仅有经济增长这一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绩效，而在政治与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无绩效，也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系统，三大公共政策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或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相配合，单纯靠经济性公共政策也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第四，过分注重经济增长，注重“政绩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唯政绩主义”，这会导致一些对合法性有严重损害的行为：一些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会出现“唯经济指标”现象，一切为了指标，一切以指标为转移，为了政绩而乱摊派，搞劳民伤财而难有实效的“政绩工程”，或者是只图眼前经济增长，而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以及虚报数字、欺上瞒下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这些无疑会导致合法性的流失。第五，经济增长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而学术界较为公认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种“增量改革”，这种从体制外改起的“增量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改革基本做到了在没有人的既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然而，“增量改革”总会转向“存量改革”，体制外改革总会转向体制内改革，而当改革进入体制内，对既有利益进行分配时，其难度和阻力会加大，引发的矛盾会更多，这些矛盾是单纯靠经济增长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不能得到有效协调和处理，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实现，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第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性和周期，一个社会的经济，不可能长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对其国民经济的调控还会受到更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如果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当经济增长受制于自身规律而不能实现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如何维护？有学者指出：把合法性与经济绩效挂钩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危险，一旦经济出现大的滑坡和危机，无论执政者是否有责任，都会导致合法性的丧失，最后引起政治统治的崩溃。这是一把“悬顶之剑”。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引以为戒。过去相当长时期，我国合法性的维持主要是靠意识形态和领袖的威望，这使得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挫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安定。而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曾经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就爆发出来，甚至出现了政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把合法性全部维系于经济增长上，是十分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5）

因此，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了，政治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但也不能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都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