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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角度做出的部署，而是更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合法性。正如有国外学者所评价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3）

不能把合法性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增长上

不过，过分夸大经济绩效或有效性在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把它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也是十分危险的。亨廷顿对此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合法的“政绩困局”这一命题。他指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当政绩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如果没有了好的政绩，政治体系会失去合法性，这很容易推导和理解。但为什么当它有了好的政绩时，也会失去合法性呢？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是，在政绩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的情况下，如果政治体系有了好的政绩，比如实现了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那么民众很可能就会关注其他问题，比如公平、*、自由等等，而这些是那种把政绩作为唯一合法性来源的政权所根本无力解决或提供的，这样这种政治体系也就或迟或早会失去合法性。从经验上看，二战后一些威权国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有学者在对此进行分析后指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两个限制，其一是它有一个下限，即政府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否则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就不能为人所信；其二是它存在着上限，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了，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会因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变得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

合法性的基础可以有许多，但其最重要的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基础，即从人们的认知、信仰、价值观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二是规则基础，即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作遵循公认的程序与规则；三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有效性基础。一个政权要获得稳定、持久的合法性支撑，最可靠的是要同时具有这三个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尽管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二者之间也是有根本区别的：“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或者说，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需要其有效性，但有效性并不是保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绩效、意识形态、传统、法理、体制、结构、个人品质等等诸多方面，单靠某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效性只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一个单纯以有效性为基础的政权，即使有了好的政绩，也很可能陷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而难以长久维持其统治。

就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虽然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它作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我们当然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现象。但是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思想，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有了，社会就必然是稳定的；或者认为只要经济上不出问题，政治上也就不会出问题。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这种想法在逻辑和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它把有效性等同于合法性了），而如果付诸实践，其危害也将是严重的（将很难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4）

经济增长常常被比喻为把蛋糕做大，但是蛋糕做大了，是否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呢？显然不能。蛋糕做大了，至少还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不公，同样会引起矛盾、激化矛盾。因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具体来说，这些缺陷包括：第一，经济增长只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单纯的增长并不能使人们感觉分配的公平。而后者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判断。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就曾对“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感到不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发展后人们关注公平分配而产生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近年来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为了保持效率所必需的差距，但差距的过大必然会引发矛盾。学术界近年来对我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数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