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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都从此结束了。

这是一封绝交信，是鲁迅对周扬们所做的最后决裂的表示。至此，左联的活动，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都由彼此先后划上了句号。

周扬给鲁迅的印象，除了专权，再就是“用手段”，“靠计策”，“玩花样”，是一个策略家。放冷箭，散布流言，固然是手段，事实上，连组织本身也成了集权的手段，而且是最有力的手段。鲁迅在信里说：“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又说：“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意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又说，“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这里说的“联络”、“张网”、“自有一伙”、“阵线”等等，都说的是组织和组织的作用。组织是一种集体政治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加以利用。波尔斯比曾经拿银行家和流浪汉相比较，是颇有意思的。他说，这样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同时参与社区决策的情况下，理论上同样可能作为谋求权力的候选人，但是银行家领导的庞大组织在社区中很突出，更不必说对于他的商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而流浪汉则极少有社会联系，所以是孤立无援的。鲁迅是流浪人，他“无所属”，但他对于权力者及其集团内部的等级，层次及运作情况是了解的。在左联，他清楚地知道，徐懋庸不过是周扬布局中的一个卒子而已。周扬是元帅，军中有许多人，鲁迅在信中说的“大批”、“群仙”等等，都说的是对方人多势众，所以可以任意驱遣。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颇幽默地说到周扬：“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鲁迅多次提到周扬们的“自私”，从这里出发，发展到对人的支配，不但支配他的同僚，下属，即所谓“小兵”的行动，而且支配他人，尤其是不驯者以至“假想敌”的命运，这是他所痛恨的。所以，在他去世前夕，起而为胡风等辩诬，就是为此。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在这里，鲁迅给予周扬徐懋庸们以有力的还击，公开宣告决裂。这篇万字长文不但表明了鲁迅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原则立场，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重申了关于抗日救亡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观念，而且较为系统地体现了鲁迅的政治哲学。民族，国家，阶级，政党，主权，人权，人格，相关的问题都在论文中有所阐发，融合了政治学，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内容。

由于重病缠身，几至于不起，这封公开信是由陕北刚刚返沪的中共代表冯雪峰起草的。但是，鲁迅做了重要的增改。最后增加的部分从“四条汉子”写起，这是继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西崽相”、“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名词之后的又一个新名词，称指的是官僚主义，其实，它的意义无疑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