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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革命新贵”利用这个名词，整肃不同派系的的人物如周扬等又另当别论。但是，它所代表的当时党内的一种无原则的、专横的、诬陷的、“上纲上线”即鲁迅之所谓“锻炼周纳”的，尤其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的势力和倾向；如果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现象来看，是不失其“原型”的价值的。

文章写道：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8。在“呐喊”后“彷徨”

对于“政治家”，鲁迅并不奢求什么东西，甚至开始便清楚地知道彼此处于“歧途”之中，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然而，由于某种理想的诱惑，他已经误入由“政治家”所操纵的组织之中。对苏联，对左联，对“四条汉子”，不能说他不具有纪德式的清醒的眼光；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局内人”而纪德是“局外人”。比较而言，局内人更需要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就像对待苏联问题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左联，鲁迅也并不看重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之类，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质，人格，那为自己也为社会而不息地劳作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热情。这是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所以，在左联，那些自称“指导家”者，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以他的经验看来，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而且手段巧妙，全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营私，所以他有理由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倘使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不正当，观念不正确，方式蠢笨一点，也还是次要的。但他同时指出，革命者自行批判和改变，仍然是必要的。

以个人和组织相比较，鲁迅的确更多地看重个人的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无视集团的存在。无宁说，他对严密的组织从来是怀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备受打击等等，无疑加深了他对组织这东西的不信任感，他后来与左联的疏离，除了来自周扬等的打击之外，与组织透过各种事件对他的干扰当不无关系。为了对付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于集体的内在的渴求为斗争所唤醒，即便在这时，也没有像德国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戏剧《人就是人》中那样强调对集体的依赖。布莱希特对人的“战斗机器化”，“像汽车那样被人改装”表示欣赏；集体对个人的灵魂所作的“机械性修补”，使他自觉获得了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布莱希特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加入到集体中去，才能培养社会意识。这位戏剧作家在名为《辩证法戏剧》的笔记中写道：“个人的集合体”由于服从于集体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所支配，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进展就绝不会考虑个人，不会因个人的干预受到影响，也不会由个人的消亡而结束。显然，其中同样包含了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在20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