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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包括了他对云南和四川民居的观察。刘致平仔细测绘了自己在昆明住的那套三间四耳上下厦式民居63，在1944年复刊的《汇刊》上发表了《云南一颗印》，堪称中国民居研究的第一篇翔实报告

（图12）。64“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说营造学社1930年代在华北发现五台山佛光寺是他们“上穷碧落”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我们不妨把刘致平1940年代在西南测绘的“一颗印”看作营造学社“下黄泉”所开创的一个新范式。

还有一个特殊例子是，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一个月后）出版的《汇刊》最后一期（第七卷第二期）刊登了林徽因的长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林在重病中，利用美国寄来的资料，整理出英美国家四个现代实验住宅开发的案例。在文中，她从项目的历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户构成、民意调查、土地来源、资本运作、租赁经营、住房设计、生产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绍案例经验。在每个案例介绍后面，她还设“参考提示与评论”一栏，直接探讨该案例与中国状况的相关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启发。在一向以发表中国古建筑调研报告为主的《汇刊》中，林这篇探讨现代西方住宅的文章可谓绝无仅有。“编辑后语”解释这是因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65

从1932—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在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成初稿）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成）。这两部史书确实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并不能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我宁可将这两本史书也当作学社十五年旅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片段中的两个。我倾向于将《图像中国建筑史》看作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演化的一篇论文或图录。虽然《中国建筑史》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我仍认为它是一个未完成项目。刘敦桢的“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仍应作为我们读梁这本书时的提醒—即使按照营造学社自己对实物史料的要求，要最后汇集成一部真正系统、全面的中国建筑史，还需多年的继续工作。

梁及其同仁与通常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有时同时扮演学者、教育家和建筑师多重角色，有时因时代的变化从一种角色急剧转向另一种。前面提到的林徽因探讨现代住宅的文章，实际上反映出在临近抗战胜利时，梁和林的建筑思想和事业关注点在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非常关心现代建筑的最新发展状况、现代居住和城市规划问题，以及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1945年3月，梁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去信，呼吁清华尽快设立建筑系，为中国战后的城市复兴造就人才。梅贻琦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便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为系主任。梁随即于1946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建筑教育，开始了他事业的另一个篇章。营造学社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除了国家政体改变、经费难以为继、人员离散等诸多原因外，也与梁思成自己的关注点转变有关。他当时觉得建筑史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等他去清华创办好建筑系，一切进入正轨后，他仍可继续推进他的建筑史写作。

而他们的时代有太多不可预见的巨变。1949年后的梁思成突然发现，要写好一部建筑史，不单还有大量实证材料需要补充，他还面临一个全新问题：他的史观、方法论甚至史料都被新社会所“唾弃”，他必须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用它做指导，“改写”他的建筑史。但是解放后的他，忙于北京的城建工作，陷入各种行政任务，经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直到去世，梁思成也没能“改善”他的《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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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二章强梁无畏

（1931—1948年）

梁思成及其同仁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初衷，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贬斥态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论及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有两部英国史家的论述影响最大：福格森的《印度和东方建筑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1876年初版）和弗莱彻尔的《比较法建筑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onthepara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