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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一个文明国家，日本应该担任起管理、压制其他国家的任务，成为亚洲的“英国”。在这一近代日本国家性企图中，也包含着重组亚洲、特别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企图，而作为亚洲文明国的日本必将担任亚洲的盟主。福泽针对欧洲势力东移亚洲的国际局势构架了防卫性的蓝图，他认为亚洲国家应该同心协力，共同抵御西洋人的欺凌，而领导亚洲各个国家的，应该是日本。日本亚洲盟主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强力将亚洲纳入欧洲中心的文明世界秩序，和面对这种强烈要求以亚洲唯一的文明国日本为中心实行防卫性的重组。这也是整个20世纪前期日本的世界战略。

然而，过去中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日本要想实现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就必须将中国这个老盟主从盟主的位子上拉下来。19世纪，欧洲用卓越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展示了其新文明的强大实力。这时的中国虽然仍旧处于中华文明国际秩序的中心，但是事实上这种中心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17世纪中期，经历了明清的改朝换代，从政治到思想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周边的朝鲜和日本。思想文化上中国的地位有了不小的动摇，甚至在日本国学中也已经有否定中国的理论出现。到了近代，中国的中心地位多半是理念上的东西，日本想从东亚盟主中国那里夺得盟主之位，不仅要获得军事上的，还需要获得理念上的胜利。东亚盟主的交替，就是新旧文明的交替，是由停滞走向进步的历史观的革新。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这本书的初版是1896年，此时日本与中国正处在争夺朝鲜，为确立新的支配权而进行军事性对抗的时期。竹越与三郎将日本定义为新文明的嫡系，从历史上讲日本已经具备了走向文明国的条件，从文明史方面来说名东亚盟主交替的必然性。

竹越与三郎记述了自太古以来日本文明史的环境，他的文明史与后来从一国历史来追溯日本统一性起源的国家史叙述不同，他所观察的是人们在跨越波涛的移动和交流中在日本列岛混合而成的文明形态。竹越与三郎将目光聚集在发源于东地中海文明，跨越印度洋，经由南海诸岛流入日本的海洋文明。他将日本文明上溯为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胜利，也是表音文字对象形文字即汉字文化的胜利。

竹越与三郎认为日本文字根本不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象形文字为国字，而是由腓尼基人在通过贸易与世界交流的时候，试图移植各国文字，来发明声音文字，之后便产生了拥有47个字音的“伊吕波”。由此可见，日本文字的产生是太古以来日本沿海人竞争的结果，是经由南海而来的人种的胜利，而不是###人种的胜利。

象形文字就像巨石一样欺压着弱小的日本文明，但是日本文明却屹立不倒，产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些许文字，但是却没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日本国民根本没有将中国文字当作日常所用文字的历史。

竹越与三郎描绘了表音文字胜利的蓝图：近代西洋采用了的拉丁字母就属于表音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及其文明是这一文字的源头。被西洋人应用的文字，被西洋人推崇的文明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列岛，阻止了象形文字—汉字文化的渗透，形成了日本国民文化的基础。日本就是欧洲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这也是表音文字文明对中华象形文字文明的胜利。这番对文明史的叙述事实上只是将近代化和西洋文明等同起来，进行再次确认而已。

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事实上是仿照黑格尔东洋停滞性的逻辑，认为中国社会是缺乏精神内在性的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比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等等。他还认为汉字是缺乏精神自由发展的中国社会的文字符号，只适合中国的精神形成过程中静止的东西。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的亚洲关系构图，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方主义构图，规定了近代日本东洋学的东方视野。

近代日本文明论、文明史的定位都是与近代欧洲文明相关联，用黑格尔“东洋”概念的逻辑来眺望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黑格尔的“东洋”概念就像一个紧箍咒，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亚洲视角。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洋”叙事，是近代欧洲成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