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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史迪威整训云南部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推动最高统帅实行军事改革的决心。5月，驻武汉、沙市一带的倭国第11军在新任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的策划下，向第六战区驻守的湖北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精锐力量几乎被抽调一空的第六战区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日军沿长江迅速西进，大有威逼四川之势。最高统帅为了稳定摇摇欲坠的战局，急忙把刚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的陈上将调回第6战区，并从云南部队调走了还在进行整训的两个军和7万多新招募的补充人员。6月，日军已劫走宜昌地区的2万余吨船舶，达到了作战目的，遂主动撤回武汉、沙市地区。事实又一次证明，没有经过整训的中国军队难以抵挡日军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如果不尽快地整训部队，更新装备，中国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偏爱和对最高统帅的退让，严重削弱了作为美国军队在华代表的史迪威的影响力，使他难以就中国军队的改革和整训问题同最高统帅进行有效地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连地退让已经使最高统帅确信，只要他坚持，并且大喊大叫，我们又会让步。情况就是这样。”

最高统帅确实看透了这一点，他试图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达到削弱并迫使美国召回让他感到不愉快的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陈纳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手段，7月5日罗斯福致电最高统帅，提议派空军参谋长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以协调第10、第14航空队和空运司令部的工作。最高统帅回电，要求由陈纳德担任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独立。最初，罗斯福准备欣然接受最高统帅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强烈反对。马歇尔指出，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多年来一直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薪金，与委员长的关系过于密切，很难代表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只是部分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他在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的同时，同意由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没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却得到了直接与最高统帅打交道而不必通过史迪威的权利。

陆军部早就担心，总统对陈纳德的过分偏爱会损害史迪威驻华美国代表的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们在有关中国重要问题上的主要决策人。”3月16日，经马歇尔批准，决定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但是，罗斯福却想让最高统帅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认为首先向史迪威授勋会降低最高统帅对得到这枚勋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勋的事被延误下来了。

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国向最高统帅授勋的仪式。会场上，史迪威和最高统帅都同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荣誉军团勋章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后曾废除，1942年重新恢复。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专门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指挥官，是美国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反对向最高统帅授勋，他认为最高统帅根本没资格得到这枚勋章；而最高统帅也对从史迪威手上接受这枚勋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汉G宣读了美国政府对最高统帅的“辉煌成就”的赞扬，然后站过去把勋章别在最高统帅的胸前，“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勋章别上去的时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杀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他认为这会使美国陷入“不得不支持这么一个腐朽政权”的危险境地。“我们的政策错了。我们东方政策的概念错了”。他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他对底层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抱有很高的希望和朴素的感情；但是，他反对无条件地支持最高统帅和他的政府，主张在对华援助上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美国的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也许他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也激化了本来就一直存在的矛盾。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或许真是由于美国的勋章鼓舞了最高统帅的勇气。7月12日，最高统帅主动约见史迪威，交给他一份书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会议确定的方案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一方案代号为“茶碟”，计划以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从利多、云南和英帕尔三个方向会攻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