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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