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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