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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请运动员吃西瓜和桃子，都是用筐子抬到会客室里来的，因为运动员太多，整个国家队都请来了。

记者：父亲对你们很慈爱，但他是不是也有比较严肃的时候？或者说您对他有点畏惧的时候有过没有？

贺黎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当中。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是跟着毛主席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我哥哥在清华，清华大学那时候派系斗争也是很严重。有一次哥哥从清华回来都很晚了，连饭也没吃，爸爸妈妈已经睡觉了，听说他回来了就都起来，看着他吃饭，问他学校的情况。父亲就问他，说你是跟着毛主席还是跟着谁？我哥哥吃着饭就心不在焉，说，那还用说吗，这是根本就不用谈的事情。

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严肃、很认真，他说那你要亲口告诉我，你跟着谁走。必须要让我哥哥说出来是跟着毛主席。不说出这几个字，老爷子就跟他过不去。当时是有点要发火了，我非常害怕他发火，因为他很少发火，所以他一发起火来就比较吓人。

还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们去军队的一个马场，父亲很喜欢培养我们的勇敢精神，就让我们去骑马。那时候我也就十三四岁，有点害怕。我哥哥倒是很好，走了几圈以后，他就已经可以骑着马跑了，我就不敢，一直不让那个战士把马缰绳松开，就这么遛达。在上面哆哆嗦嗦的，时不时的还要发出一点尖叫，老爷子就在底下骂人了。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声音很严厉了。我马上就坐得好好的，也不敢叫了，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个动作。他绝对不允许你怯懦，你有一个过程可以，但是你要表现得很认真。

记者：看您小时候的照片都梳着长辫子，是不是父亲特别喜欢你们这样打扮？

贺黎明：对，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都要照相，我们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长头发，他说女孩子的这种长头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你看当时我是这么长的辫子，父亲就特别喜欢，绝对不让剪，我姐姐也是这样的大辫子。

记者：那您离开父母是什么时间？

贺黎明：是1966年，“*”初期，那时候还好。到了年底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他们“四人帮”就已经蠢蠢欲动要打倒贺龙，打倒“大军阀”“大土匪”。

我父亲在新六所住，已经不能在家住了。那时候父亲给总理打电话，希望中央给他一个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字报？出现这种大标语？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不像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在人民心目中贺龙元帅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有数的，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不会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所以他要总理给他个说法，到底是为什么？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跟总理联系好了，从新华门到总理家，然后在总理的西花厅住了一个星期，等着总理谈话。大概住了有三五天以后，总理说让孩子们先回去，该复课就复课，该参加学校的运动就参加学校的运动。说你们老两口在这儿，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样我和我哥哥离开了中南海，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块钱在“*”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