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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为“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反动措施在英国舆论中愈来愈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协作体”的一致同意以后才能作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期间，那时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就给现在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这个霍亨索伦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前半期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哈布斯堡帝国。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8）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的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哈布斯堡帝国从1814年就萨克森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哈布斯堡帝国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此外，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出现在1850年的厄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和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一个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像俾斯麦那样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厄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它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的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