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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

“谭总督接下来意欲本王如何？”僧格林沁探问谭廷襄的意思，这接了皇帝旨意要来灭火的直隶总督总不会真的是来自己帐中喝茶的。

“虽无旨意，这是下官自己所请，”谭廷襄站了起来，脸上的苦笑一扫而空，坚定之色浮现了出来，谭廷襄站了起来，走到僧格林沁的面前，一甩马蹄袖，大礼拜下，“请僧王整顿武备，加筑炮台，若事有不谐，不至于手足无措，有机会便可克敌制胜！”

室内只听得谭廷襄发出的金石之声，僧格林沁站了起来，却是没去扶跪在尘土中的谭廷襄，背着手抬头望着自己的帐顶，“总督大人，这可不是皇上的意思。”皇上的意思是让僧格林沁准备妥当，做好防御。

“这是下官的意思！”谭廷襄伏在地上，大声地说道，“国运艰难，下官思来想去也是无法，若是不能先发制人，那总不能束手就擒！若是英法两国敢来攻大沽口，也不能让敌国轻易得手！”

“好！”僧格林沁转身扶起谭廷襄，“总督大人一心为国，本王岂能不跟随其后？请大人放心，有本王在一日，必定不能让洋人攻下大沽口！”

ps：

李伯元《南亭笔记》记道：主持戊戌六君子之狱的赵舒翘深恨洋务，有如仇敌。一次与幕友闲谈，幕友谈及“檀香山”三字，赵问：“山在何处？”幕友将愚就愚，打着官腔说：“这山在西藏，为着西藏人好佛，这山上净长檀香，给人家敬佛。”赵舒翘无言以对。还有一个笑话流传很广，载于多种笔记：欧洲国家到广州要求通商，一位满洲大员一本正经地说：“葡萄有牙，西班也有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国家？这不是洋鬼子提出来吓唬咱们的吗？”

三十三、天津条约（二）

然而叶名琛和咸丰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决计扩大战争。上院议员谴责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下院议员再提反对议案，以263：246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并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获胜。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使，启动战争帷幕。英国还同时与法、美两国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的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当地官员处死，罪名是非法传教。法国记者伯纳？布利赛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说：马赖神甫遇害“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法国提出的道歉、赔偿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愤慨”，法国遂与英国结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特使，领兵东来。

、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也于此时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但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出兵的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保持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