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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表面光滑，色泽黄亮。每当顾客光临时，生意人就用一块极薄的竹片或用小刀将烤得嗞嗞作响的豆腐果当腰剖开，填进辣椒、生姜、香葱、蒜泥、折耳根、麻油、酱油和醋配制成的佐料，这时趁热吃下去，咸辣爽滑，满口喷香，不失为一种享受。

1939年2月4日，筑城被日机空袭后，贵阳地区警报频繁，百姓一夕数惊。市郊东山、黔灵山、彭家桥一带成了人们躲警藏身之地。而在警报解除之后，成千上万的躲警者从树林里、山洞里出来，这些地方又往往出现一种短暂的热闹，畸形的繁荣。当时彭家桥有名叫张华峰的老汉，同老伴摆摊为生。他们根据躲警群众腹中饥，时间紧，图简便的特点，把自己的住屋辟成店铺，用糠壳烧火，烤豆腐果卖。由于他们的豆腐果成色金黄，外焦内嫩，佐料齐全，风味特殊，且价格低廉，便于携带，很快打开了销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许多人来吃豆腐果是为了解馋或充饥，往往是吃了便走。唯有那些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似乎藐视炸弹的威力，他们买一盘豆腐果，蘸着辣椒水，细嚼慢品，谈笑风生，一坐就是半天，倒把老俩口的鸡毛小店变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一些人见了，便在背后开玩笑说这些年轻人在吃恋爱豆腐果。此话传到老俩口的耳朵里，两位老人倒也开通，顺风吹火，把自己的产品定名为恋爱豆腐果。一传十，十传百，贵阳全城都晓得彭家桥有一种名叫恋爱豆腐果的小吃。至今六十多年，张华峰老俩口早已作古，那小小的恋爱豆腐果铺也荡然无存，可烤豆腐却成了一些人的职业。延续到今天，贵阳卖豆腐果的摊子遍布大街小巷，少说也有三两百家。

小小的恋爱豆腐果，不但名称奇特，它还让人经久难忘呢。

（2002年4月）

等水的日子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2年3月，我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峡谷搬进贵州省的省城贵阳，开始学做一个省城里的公民。从1969年3月离开上海市中心的家，我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整整十三年了。

那时候的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一样，住房处于紧张状态。我是幸运的，在一个

招待所小小的客房里和妻子熬了一个多月后，承蒙省文联照顾，给我们分配了五层楼上的一套两间半的房子，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搬进新居的头一天，看到满屋的泥屑、灰尘，我们兴冲冲地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谁知，怎么拧那只水龙头，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来。于是，便去向先搬进来的邻居打听。他们告诉我，这里叫石板坡，地势高，白天水压低，自来水根本上不来，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全城的大多数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几幢七层楼的屋顶都在我们脚下。

于是，我们住进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邻居们一样，砌一个小水池，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把小水池里的水蓄满备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过去。

由于夜间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将水龙头大开着，等待“水龙王”“哗哗”来临。这种等待是极难熬的，但是，一家人无水便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难熬也得等。我便一边等待一边写小说，在那几年发表的小说后面，往往有“写于贵州黔灵山麓”一行小字，有读者给我来信说，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读后，我只好一笑了之。

当专业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能勉强打发过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补睡一会儿。到了1984年7月，我调《山花》编辑部任主编，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贵州人说的“恼火”事。可再“恼火”，还得等水，还得熬夜。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里，上半夜能够如愿等来“水龙王”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可怜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来等水，等来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轻手轻脚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还得去上班，还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换三次车，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个小时。那时她常对我说，上了公共汽车就怕有座位，因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觉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在车上打瞌睡她坐过了站，赶到工厂迟到了，便要挨批评。

可能正因为这样吧，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地和睦安宁。相互体贴、关心着，打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孩子也在这种氛围里一天天地长大了。那年头，我已是一个作家，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