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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化。由氏族结构产生的社会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直到今天，中华人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区别于世界民族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氏族结构延续到春秋末。秦商鞅变法有几条条文就是为了消除氏族关系。

与氏族结构相一致的是政权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联合的结构。氏族政权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于高度分散的城堡国家，或者城市国家的形式，是氏族独立的，又是（贵族）联合的结构。这种氏族联合的结构以殷，唐政权为典型。殷，唐的政权可能是推选产生，政权首领的推选由巫祠主持。一支强的氏族为政权的中心，组成了贵族氏族的联合。在这样的政权形式下，除非这个联合衰落下来，政权就不会消失。周政权在形式上以周天子为中心，周衰落了以后，产生了五霸。这五霸实际上是氏族联合的变通。

由贵族氏族建立的政权中心叫做中国，非贵族氏族叫做方国，周以后，格局相类，但不叫中国，方国，叫做王和公（诸侯）。

考察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2千多年氏族政权就发现，政权的结构非常稳定。不但方国不离散，而且非方国的异氏族也向中原挤，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凝聚力。与中国相对比，长江两岸没有大政权产生出来。一些保持独立的氏族，如今天的西南民族有一些曾是黄河流域的氏族，退出方国以后，也都没有发育出大政权。

既然是中国，方国的结构，政权的管理就不是如今天这样中央，省市，地方，一个政权中心。而是由婚姻关系维系的贵族来支持。贵族的分支产生出来，三，五代以后开始远离中心，逐渐失去贵族的身份。这种情况后人称作“服”或“宗”。所谓的神圣的周礼即是这种贵族关系。

认识了政权中心的组成，就很容易计算出中国的规模，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在三，五代人的时间里增长的总数就是这个政权的规模。如果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是一百人，那么三五代以后可能达到三，五百人，这就是这个政权中国的贵族人口。以后，就保持着这样的规模，增长的人口不断的分离出去。可知，所谓的贵族等于是“国”的管理中心。而贵族氏族则是管理中心的基础人口。

中国与方国的关系是依附关系，依附式的管理使得政权的关系简单化。方国增多了，政权就扩大了。方国减少了，政权就缩小了。用史记的话说，方国的增加叫做咸来朝，方国的减少叫做衰微。氏族政权就是这样的松散的结构。史记对汤灭桀，武王伐纣两次政权的更迭做了精心地描绘，当着我们对氏族政权的结构加以剖析，无论是灭桀，还是伐纣，都是很小的战争，可能不存在战争。一个政权需要的是依附的方国，这种依附用伐是得不到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掠夺人口，掠夺财物。那是对方外实施的。一个政权（中国）没有必要越过自己的方国和另一个政权的方国去摧毁另一个政权。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算证据的话，不妨看一看氏族政权几百年以后的春秋兼并战争。兼并，那可是政权对政权的斗争。考察一下战争的规模，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战争的规模还是很小的。就是动员一支不大的军队去远征，也是倾尽国力的行动。兼并的实现往往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被兼并国衰落的结果。

历来的史家，至少是史记，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征战为模特，经过了说书人的渲染，夸大了氏族政权的能量。政权能量的飞跃性的增强从商鞅变法开始。这是我们认识商周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在氏族政权时期，政权的能量是极小的，政权能够得到的积累也是极微的。读史记，有一个八百诸侯，参加了对纣的攻伐，很容易产生联盟作战的判断。丛书曾经苦心地寻找这八百诸侯所在的氏族，没有找到，终于认识到，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后人的认识。说八百诸侯，就是说，随着殷，唐政权的衰微，八百氏族从政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中华民族（汉族）的方言众多。在今天叫做方言，在氏族政权时代可能是氏族政权使用的语言，这些非古汉语的氏族政权先后的消失了，政权的语言流传了下来。可知在氏族政权时代，做为社会的形态长时间的存在着。在众多语言的政权中，唯有古汉语政权连续下来。汉语的文字长达四千年，如果从太行语（契氏族）算起，汉语的时间不少于六千年。

氏族政权与巫祠中心的关系关系到对五帝的准确认识。黄帝是崇拜的集合物，自然不在历史的范围。问题集中在高阳和高辛两个巫祠。氏族政权与巫祠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说高阳，高辛是政权，还是宗教，是宗教，还是宗教政权？在今天，关于原始宗教的认识还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