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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屋靠东两间房，门都朝厅屋开着。内里各置一张床，床上的垫单、被褥都很旧，只是没见补丁。床上堆放着男式的毛衣、棉衣等物。床头各有一张五屉柜，可能是放衣物的。靠南的那间，五屉柜上搁着一台29英寸彩电，她告诉我：“彩电就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当年花了三、四千块钱买的，不过已用了五年，如今只值千把块了。我们夫妻俩没别的爱好，有空就看看电视。厂里很多人都打牌，我们没钱玩。我丈夫每夜从外边回来，累得浑身散架，又有神经衰弱，老睡不着，只好躺在床上看电视，等安眠药药性起了借势睡去。”

厅屋靠西是厨房和卫生间。厨房里一台电冰箱，“万宝”的，门上的绿油漆已剥落得快光了，剥落处生着厚厚的铁锈，使我们看起来像一个蒙满历史积尘的大怪物。她插话：“电冰箱还是1985年买的，如今又耗电、又难制冷，我们已把它用来当碗柜呢。”

卫生间是那种最普通的老样式，又小又简陋。

没有阳台。衣服从窗台上伸出竹竿晾着。

所有屋子里再无其它值钱的物件。

其夫张天寿，1957年生于文康镇。本属非农业户口，一道政令下来，全家大小五口于1974年下放到本镇的工农村。1980年6月，张天寿被招入棉纺厂，在前纺车间当梳棉保全工，也一直干到2003年6月厂子停产。

妻子当了23年的挡车工，丈夫当了23年的保全工，门当户对，一对典型的下力人。

一夜之间，下力人没了下力的岗位，有力无处使，更要命的是生活没了着落。

上有老下有小的，四张口大张着，总得有所打发。这可怎样办？

棉纺厂倒闭的事件，对这夫妻俩无异于天塌地陷。

张天寿患有慢性胃炎和神经衰弱，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李永兰身体好些，如此大事也把她给击跨了。体重直线下降，半个月下来，身体就脱了形，胖子变成了瘦子。

丈夫最先从绝望的境地走出来。他四处求亲戚朋友，凑齐3000元买了辆旧“麻木”车，在城里跑起客运来。清晨5点刚过就起床，早上去拉上早学的学生。中午回家吃顿饭，饭还在喉咙里就又跨上车去跑，直到天黑定了方回。如此勤跑、早跑，一天下来最多可赚20多块，少时还不足10块钱。但这毕竟可打发一家人的生活了。

生活挺节俭。基本吃素。忍痛割半斤肉，要管三天，是李永兰看丈夫体弱多病、人又辛苦，专给他弄的。这哪叫吃肉啊，只算给丈夫下了点肉的“引窝子”，“让他搭点油气罢了。如今柴米油盐都贵，肉已长到8块钱一斤，买不起啊。”

可怜丈夫没有点油水，哪里跑得动哟。他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早晨出车去必须穿棉裤、毛衣，跑一转后又发热，身上要冒虚汗。冷了，腿又受不住，怕发病；热了，要流汗，又怕感冒，感冒了难拖好，看病去又没钱，药买不起，医院更进不起啊。真是热也不行，冷也不行。但一跑车，又经常不是热就是冷，躲也躲不过噢。

厂子停产之后，说是买断工龄，可直到今日也没买，厂里没钱买，拖着哩。可厂里能拖，我们不能拖啊。上边呢，夫妻俩都有老人。婆婆快80岁了，因跌倒而骨折过，有高血压，双眼也看不见，原长住我们家，要跟着我们吃喝，再穷也不能克扣老人啊，有点好吃的除了丈夫便是婆婆。儿子都放在其次。这就增大了开支。大伯每月给有50元生活费，那只能算是意思意思。今年儿子上大学去后，大伯把婆婆接去住了，我们每月给大伯50元生活费。下边呢，儿子原来上高中，一年几千，加上生活费，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多。今年上大学，我们专选最便宜的学校，一年学费、住宿费也是5800元，外加生活费，一万五还难维持。厂里没给买断工龄费，但迫于职工上访的压力，答应职工子女考上大学的，凭录取通知书可借支5000元，这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政府从今年起给我们发失业救济金，每人每月145元，俩口子合计290元。加上跑麻木的收入，一月不足1000元。平时每月给儿子寄400元，给婆婆那儿50元，剩下的仅够我们生活了。这还没把儿子一年一交的学杂费打在内。原来上班的工资，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几个钱，都花在了房子上。这套房子交了18000元，原住的老房子是两室一厅的，卖给厂里只抵了4000元。当时凑不齐，还找我娘家借了1万元，这辈子要还，只能等儿子将来立业以后了。70多平方的房子不算小也不算大，可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