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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率领一支倭寇进攻余杭，但余杭城高墙厚，军民抵抗意志非常坚决。倭酋门多郎次郎领兵三番五次进攻余杭，除了损兵折将之外，毫无斩获。在倭酋门多郎次郎看来，余杭城固着金汤，无械可击。但在汪直向门多郎次郎附耳进献一计之后，杭州富商争相向门多郎次郎送钱来了，不费一兵一卒收获黄金万两。那末，汪直向门多郎次郎进献的妙计是什么呢？如此厉害犀利？原因汪直建议门多郎次郎挖掘杭州富商的祖坟，挟尸要价。古代中国是个特别讲究孝道伦理的社会，发生凶杀案时就是提刑官提出要验尸也会遇到尸亲们的阻挠。毁人坟墓，破坏人家祖坟风水历来认为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门多郎次郎挖出杭州富商先人的尸骨，挟尸要价。那些杭州富商当然吓得痛哭流涕，乖乖就范给倭寇送钱。

汪直加入倭寇阵营中就担当这种领航手角色，指导倭寇有的放矢地进行作战。以最小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润，就必须了解行情，那些事情该做，那些事情不该做，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谓之仗。把力气用在刀刃上，务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这样倭寇就迫切需要一个中国通协助他们，汪直就担当倭寇幕宾的角色，替倭寇出谋划策，排兵布阵，指挥倭寇抢劫军团登陆上岸作战。他是倭寇抢劫军团屡有斩获的大功臣。

另一方面，汪直不能全身退出徽州海商走私集团。他上了贼船下不来，因为他背负太多徽州商人的厚望，他只能在这条路上走到黑。汪直是徽商当铺行业的大行首，海外贸易的领头羊，凡是徽人在商道上遇上问题都请他指教几句，就是那些倭商胡贾也片刻离不开他，要看他脸色行事，得他点头同意方才放心交易。汪直也过惯这种叱咤商场的光鲜体面生活，一时也不想改行生理。大明朝廷把国计民生视如儿戏，早已激起公愤。老汪认为他是对的，他认为他坚持的信仰没有错，这也许就是他百折不回头的主要原因。如果仅仅是为了富贵享受，汪直早就可以金盘洗手不干了。汪直早就攒起万贯家私，便是朝廷折腾他几番也穷不到讨饭的份上。他选择暴力与大明朝廷对抗，其一是为泄私愤；其二是帮助沿海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小民百姓。他对大明朝廷倒行逆施感到愤慨失望，也差不多到了要上“梁山”的地步。

大明朝廷海禁政策严重损害徽州海商及沿海千万百姓的利益，把无数百姓迫到死路上头。汪直认为他反抗是有理的，他组织有限度抵抗压迫的行为实际是一种代言战，代表徽州海商呼吁开放海禁，要求朝廷允许自由贸易而战；代表沿海千万百姓的为生存而战。于是汪直登高振臂一呼，天下英雄云合响应。大明官府费尽心机，许下重赏，欲拿汪直做一段“杀鸡给猴看，以儆后尤”的公案，可惜始终无法如愿。明王朝悬赏汪直人头的榜文，贴满了东南沿海的城市乡村：“但有能主设奇谋擒斩汪直者，封伯爵，赏万金，授以坐营作府管事。”明朝的公、侯、伯三种爵位皆位列一品，用来封赠外戚或功臣。明朝开国功臣、著名的刘伯温也不过封伯爵，戚继光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都没有封爵。而擒斩一个汪直，居然开出了“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厚赏，可见明王朝对汪王直之忌恨已到何等地步。重赏不可得售，一方面是汪直有自己私人军队武力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证明汪直深得民心。

汪直航行于海上的大船能容纳数百人，据说可以驰马往来，而他的船队拥有二百余艘之多，“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朝的大小官员对汪直除了恐惧痛恨外，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佩服。《明史》里有一段汪直人物形貌描述：“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

因为汪直反对海禁的诉求符合沿海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汪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知，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总督）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作为“嘉靖大倭寇事件”中的倭寇大多数是假倭，假倭是“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