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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嘉宾堂，并顺手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接着，宗设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杀红了眼的宗设一行，再折回宁波时就沿途杀掠，又在市区大肆抢劫，夺船逃向大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宗设一伙劫为人质掳走。宁波争贡事件由是震动朝野。

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案发之后，侥幸逃生的祸首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病死在狱中。嘉靖四年（1525年）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明世宗朱厚熜令其转交日本国王一封信，要求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指挥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四只、六百三十七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怏怏扬帆而去。至此，近百年的明朝与日本朝贡贸易完全结束了。

迫于海盗的骚扰，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如今又断了日本朝贡，双管齐下的结果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了走私的天堂，进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

大明朝未撤市舶司的时候，成千上徽商的依附市舶司与日本商团和西洋胡贾贸易往来。而朝廷撤除市舶司之后，无疑断了徽商一条财路。那些依赖徽商采购货物的城市小商小贩生活备受冲击。

大明朝廷把渔利天下的特权当作臭狗屎球扔在地上，那些做正当生意，安份守纪的徽商自然无可奈何，惟有自认倒霉的份儿。谁叫他们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摊上这样的昏君庸臣哩。关闭市舶司，断绝海外贸易。大明朝打着如意算盘是不让蛮夷人登陆上岸，招摇作怪。这样天朝淳厚的风俗教化就不会动摇，国家就益发长治久安。只是当政者施政不切实际，强制推行恶政，遗害苍生不浅。以致“北虏刚平，南倭又起”。天灾不断，人祸频繁。国家没几日安宁，人民何尝安居乐业？

海关虽闭，那倭商胡贾依然持币千方百计求购中土货物；大明那些茶农炒好的新茶依然要寻找卖主；绣娘们做好的女红依然要出脱换成盐油柴米。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岂是官府禁绝得了。于是便有几个不怕砍头坐牢的不法商人出来取代市舶司替小商小贩们牵线搭桥与倭商胡贾做交易，如此，那本来由市舶司掌管对外通商贸易的职责便转移到沿海地主豪强手中，汪直、徐海、陈东这些海商便当仁不让承担起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

汪直取代市舶司成为沟通倭商胡贾与大明小商小贩们交易的代理人时，无论是黑道杀人放火的土匪盗贼，还是在市集摆个地摊混口饭吃的小商贩，都唯汪直马首是瞻。汪直金口一开，比嘉靖皇帝的圣旨更有约束力。江南沿海城市中大部分的手工业者心里都明白，汪直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嘉靖皇帝恰恰是打碎他们饭碗的仇人。

汪直是真正贯彻那个时代的“三个代表”一、代表先进生产力（汪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先驱者和实践者）；二、代表先进文化（充满进取的航海家冒险精神，还有主张自由贸易的呼吁，则使五百年之后的现代人看来，仍然为之震撼，心折不已）；三、代表广大城市手工业者以及贫下中农的利益。

当然，汪直后期率领倭寇抢劫的行为，严重损害当时以官商为主的士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得罪了读书人。得罪读书人的人无论做多正确的事也没有好下场。王莽被骂作反贼；王安石被骂作奸臣；汪直理所当然也被这些读书人口诛笔伐，批抹成为“黑人”一个。

如果海禁派不是那么死硬地坚持立场，愿意作出妥协，汪直就不可能走上与明朝政府对抗的道路，汪直自始至终都对明王朝抱有幻想，这也是导致他后来最终陷进阴谋家胡宗宪诱降圈套并落得身死人手的主要原因。汪直是对明王朝极度失望下被逼使用暴力渲泄愤怒，这也是他生存空间被当政者无情剥夺后无可奈何采取的一种选择。

起初，倭寇远道而来，在异国他乡抢劫作战，由于对大明地理环境不熟识，斩获甚微，常常做着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蠢事。何处富家甚多？官府的漕粮漕银打从什么季节、途径上京？倭寇一无所知。尽管倭寇能征善战，但强悍的武功仍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依然是吃力不讨好，处处碰壁。但汪直成为倭寇龙头之后，就结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比喻汪直手下一个倭酋门多郎次郎听说杭州富商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