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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抗日军的精英——因此，校园制度是军事化的。建制也和军队一样，每个教学班都称作排，如“×年级×排”。每年级三个排，全校四个年级共十二个排。学生全是男生。

课程设置更殖民地化。每天日语课两节，数学课一节，这是固定不变的，并且都要安排到前三节。一到四年级都是如此。“满语”

——即汉语，当时称“满语”——一个星期只有三节。一、二年级每天除早自习外只有四节课，上午拉通，完了就放学回家；三、四年级下午有两节课，多半都安排军训、美术、“满语”。一周上六天课，周日休息一天。

孙家盛和刘宏茂被“花生米”和“洋火棍儿”打完后，踉踉跄跄地跑到二年级二排教室。同学们见他俩满身泥污，鼻青脸肿，嘴角还淌着鲜血，开始一愣，接着便大哗起来。

班主任刘光馥老师制止了喧扰后，冲着站在那儿的他俩，面色岸然，慢声慢气地说：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怎么才到？”她虽然这样问，但心里却在想，肯定是被“值日长”和“洋火棍儿”整的。

两个人觉得一言难尽，说不清也道不白，只是呆呆地站立在那里。片刻，这位四十多岁庄重富态的女老师又怜惜地说：

“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到校役（校工）那里把衣服烤干，快去！”

他俩忙把书包放到课桌上。刘宏茂还恭恭敬敬地把玲兰花放在讲桌上，给老师鞠了一躬后走出去。刘老师怜悯地看着两个孩子的背影，心中无比愤慨。“打！打！打！往死里打学生，这那像个学校，那像个教师。”

※ ※ ※

早自习只有半个小时。孙家盛、刘宏茂蹲在给教官烧开水的炉子旁，裤腿儿还没烤干，就吹集合号上朝会了。他俩又急忙跑到操场去站队。“洋火棍儿”把他看不顺眼的十几个学生拽到队伍后面，让他们背着排队的同学们跪在地下，其中又有孙家盛和刘宏茂俩个人。

此时操场上日语口令喊成一片。各排纵队站两行。站整齐后，各排排长分别向“值日长”报告人数，然后由“值日长”报告值日教官。人数报告完毕后，由“洋火棍儿”用日语喊口令全体立正，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和伪满洲国国旗。

接下来是校长训话。日本人松本太郎时任该校校长。他两只小眼圆睁，一脸狰狞，鼻子下一小撮胡子总是高高的翘着。他的眼珠子象琉琉球一样凸出在外，其神态高傲自负，好象对谁都看不上眼。他穿一身军服，头戴军帽，脚蹬一双筒高过膝的黄色军靴。只是未戴军衔，否则俨然一个日本军官。他迈着正步走上司令台（学校专门修的土台子），虎视眈眈地瞪着台下。他本来汉语不错，但宁肯学生听不懂也要讲日本话。学生听懂听不懂都必须专注，有谁胆敢不注意，“洋火棍儿”的大巴掌就立马冲他搧来。他每天训话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什么“大东亚圣战”啦；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啦；“日满亲善”啦；“德、意、日轴心强大无比”啦；“打倒英、美”啦等等。

训完话后他还总要领呼一些口号。因为天天跟着他喊，学生都能呼得出，因此他极为得意。

校长训完话，就轮到训导处长官讲话，这是惯例。“花生米”患有大骨节病。他象鸭子似的一跩一跩地走上台来，首先往上提提裤子，然后扶正眼镜，东张张西望望，动作滑稽可笑。他讲的话完全是松本校长讲话的翻版，只不过啰嗦的很。最后他抬高嗓门儿说：

“奉——上级命令，为了效忠天皇，支持‘大东亚圣战’，现将有关事宜昭示如下：每一名学生（１）买公债７元。上学期买；（２）缴毛发２斤。下学期交；（３）缴干血粉２斤。上学期交；（４）缴干马草２百斤。下学期交；（5）缴蓖麻子50斤。上学期交。哈时交——他总把“啥时”说成“哈时”——听候通知。上学期要交的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以上（结束）。”他站在台上啊——啊——啊了半天又接着讲：

“噢，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本月15号开始‘勤劳奉事’（劳动），参加‘开拓团’劳作一个礼拜。早晨6点到校，自带午饭。啊！对了，还要参拜‘神社’，要做好准备，都要把衣裳洗干净。”他问台下，“明白不明白？”台下齐答“明白！”“明白就行了，以上。”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训导处长官示意下，“值日长”用日语喊着口令，一个排跟着一个排，用日语唱着日本军歌绕场一周。走到司令台前，迈正步，向右看，向校长、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