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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赵明、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从昆明出发，公安部派出卢保良和国际合作局李玉红处长从北京飞赴新加坡与他们会合。

临行前，专案组组长郭永东专门赶到机场送行，而蒋平的心情很沉重。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独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省委期望值这么高，人民群众对贪官外逃义愤填膺，新加坡警方不欢迎，甚至在没有新加坡警方允许的情况下，拿着使馆的邀请函就毅然决然踏上了异国追逃之路。新加坡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什么样的人情环境，我都一无所知。肩头任务很重，没有人指导应该怎么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能不能完成任务，实在是一片茫然。

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2月15日凌晨，当追捕组抵达新加坡时，正是这个时尚的岛国尽情展现她的迷人夜色之际。顾不上欣赏美景，顾不上旅途劳顿，他们向赶到酒店的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黄勇介绍了案情。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不能公开进行调查，众人商定，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天亮之后，再由使馆的吴冬梅总领事与新加坡警察局联系。

没有想到的是，新加坡警方避而不见。千里迢迢飞到新加坡，连新加坡警察局的门都进不去，何谈缉捕？

这是追捕组在新加坡过得最压抑最漫长的一天，5人如同困兽一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气氛沉闷到了极点。猛然间，蒋平一摁烟蒂站起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就不信有这么怪的事，就在眼皮底下还抓他不住？”坚韧的信念激发起大家的斗志。他们清楚，他们身后有千万双期待的眼睛。

他们唯一的选择是：不辱使命！

晚饭时分，吴冬梅总领事终于带来了好消息：经过大使馆一天的斡旋，新加坡警察局终于同意第二天上午双方面谈。

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谈判。中方据理力争，而对方也寸步不让。吴冬梅和卢保良、李玉红分别代表外交部和公安部向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行动署主任熊衍庆等4名警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胡星在中国有经济犯罪嫌疑，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如果根据新加坡法律这样做有困难，请控制住不让他离开贵国国境，我们通过你们认为可行的渠道寻求解决的方法。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0）

按照前天晚上商定的原则，既要引起对方足够重视，又要反映胡星没有携带大量资产进入新加坡，也不是什么高官，所犯罪行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所以，蒋平强调胡星只身仓皇出逃，连自己的护照都没有拿出来，只能冒用其弟的护照。

谈判中对方问：“胡星在中国算什么级别的官？”

蒋平回答：“他是交通厅副厅长，在云南省算个中层干部。”

对方又问：“交通厅是干什么的？”

蒋平轻轻松松地说：“修路的。”

对方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严重吗？”

蒋平说：“我们初步查证他有受贿的嫌疑，但掌握的只是线索。至于数额有多大，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我们来带他回去，就是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问题。”

回答无懈可击，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蒋平进一步说：“通过他E…mail的IP地址和网上订房信息可以确定，胡星就住在这里的莱佛士酒店。”奇怪的是，新加坡警察对此不置可否，只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眼看着对方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肯让，蒋平只能使出“杀手锏”：“我们有瑙鲁国外交官的证明，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护照，按照贵国的法规，请你们把他扣留下来。依照国际惯例，胡星应该被遣返至其假照出发地——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同时，鉴于胡星以‘李力’身份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取得了澳门居住权，你们也可以将胡星遣返到澳门。”

李水发早有准备地回答：“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的函件我们也收到了，但这是一个个人函件。我们得通过我国外交部向瑙鲁国外交部求证后，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蒋平急了：“你们可以不必等待瑙鲁国的证明，我来给你们证明。现在！”

此言一出，不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连中方几人都面面相觑：他哪来的瑙鲁国外交部的证明？

蒋平拿出两套户籍资料摆到桌上：“不就是证明他使用的护照是他弟弟的吗？

请看，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