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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叶剑英指挥。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不仅陈赓自己的问题没有公开的结论，另外还有不少干部，也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视为“包袱”、“累赘”

而欲抛弃的。但干部团有优势的装备，人才济济。

秋风阵阵，落叶遍地，一片凄凉。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怀着沉重的离情别绪和欢欣的转移战斗的兴奋，告别了瑞金，告别了中央苏区，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并不叫长征，而叫战略大转移。最初采取这一行动，有很大的被动和盲目性，只因为有了遵义会议，才使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史诗的意义。

陈赓带着干部团这支特殊的部队，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瑞金县铜锣湾出发，开始向西线突围。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中央红军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了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告别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在苏区人民的视线内消失了。

两个月过去了，红军突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湘江一役，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虽突破了湘江，但八万红军损失三万五千人。

在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感到困惑。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红军的前途何在？这样硬拼下去能行吗？

即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是六神无主，万般无奈。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比划，苦恼得不能自拔。红军当时的“头羊”

精神面貌是这等状态，可见红军濒临什么境地了。

红军继续向湘西开进，只能把红军带向灭亡的绝境。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据理力争，党内多数同志也逐步清醒过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红军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黎平。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在寒冷的冬天，变得更加凄凉，萧瑟，红军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生机。

12月18日，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会后，我军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须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江面虽不宽，但两岸峭壁悬崖，水深流急，十分险要，是天然的屏障。先头部队抵达乌江，发现渡口只有两只木船，红军如何渡江呢？中央军委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架设浮桥，才能迅速渡过乌江。

架设浮桥的任务就交给了陈赓领导的干部团。

元旦夜，任务下达给干部团工兵连。战士们顶着风冒着雨，在漆黑夜空下沿着畸岖的山路急进，于天亮前赶到了江边渡口。

陈赓首先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决定扎竹排，搭浮桥。他还特意请来技术指导员，并将工兵连全连二百多名学员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救护、预备等作业小组分头行动。他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四个桥衍，再铺上门板钉上横木，组成一节节门桥。战士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把门桥送到江里。可门桥一进到深水就像脱缰的野马直向下游冲去，无人能控制。怎么办？后面敌人的追兵将至，全体红军将士的安危全系于此，陈赓心急火燎。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当这种时候，陈赓就会召集大家献计献策，共同讨论研究。最后陈赓根据大伙的意见，用大小石头装在竹篓子里，四周插上粗大的竹杠，作为锚爪，锚的顶端再系上一根粗锚纲、这样才把门桥固定住了。问题解决了，陈赓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加油干哪！同志们！”他大声鼓舞着战士们。

浮桥不断地向前伸。突然，投锚组组长手中的竹篙被迎面敌人一颗炮弹打落，他一头栽倒在门桥上，门桥立即失控。在这危急时刻，投锚组组长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用手拉住门桥的边沿，用胸膛死死地顶住门桥。门桥下移的速度减慢了，险情解除了，可投锚组组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浮桥终于架起来了。四路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浮桥向对岸前进，直取遵义。

毛泽东走过浮桥时，连声称赞：“真了不起，